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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科院日本研究所王屏先生研究，近代日本之所以赋予“东洋”一词特殊的含意，是有战略考虑的。它不仅表达了脱离传统的中国属国的旧体系的意愿，而且表达了日本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全新的自我定位。当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日本人的“东洋”是外指的，如对西方说“大东亚共荣”，此时日本是被包括在东洋之内的。而当“东洋”内指时，即在东洋内部，日本却把自己排除在“东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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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对东方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西方社会开始将崇拜了上千年的东方，矮化为落后的东方。东西方的方位，进而意识形态化了。“西洋与东洋”在地理概念之外，又多了“文明与野蛮”的定位。“东方”或“东洋”被矮化，大清国根本没有感觉，日本却早早体察出来，并有意识地将自己从“东洋”中渐渐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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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即有日本人提议，将其教育科目中的“支那史”改为“东洋史”。日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新东洋”概念，就是要将自己混同于“西方”，因为西洋等于文明，东洋等于野蛮。而混入西洋的日本，则在文明的名义下，对中国和朝鲜施以拳脚。初入20世纪时，更有日本学者强调，遣唐使时代，日本已经吸收了唐以前的中国文化；德川时代，日本又吸收了唐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现在，日本向中国文化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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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东入西”的进程中，日本从“远东”的一员，一点点变成“西方”的一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高喊“东洋鬼子”时，日本已从“理论”上，跳出“东洋圈”了。这是件既滑稽又严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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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东入西，是日本当年的“远见”，而今它已成为一种时尚。同在一条经度线上的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个国家，韩国已然和日本一样将自己划入西方。而比中国还要东方的澳大利亚，好像从建国那一天起，就“西方”了，现在连它的邻居新西兰，也脱东入西。“西方”这个概念，在东方脱离地理方位而被美化已然成了一种抬高自我的“传统”。这是一种世界观的异化，是东方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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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近忽远的“佛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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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多年前的一个早晨，两个失去方向感的红毛洋人，登上了中国南部的一个荒岛。红毛向两个晒网的渔民，不停地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叫什么？”渔民不胜其烦说了一句“妈的”。红毛摇着头想了想，依此为这个岛起了一个至今也说不清由来的洋名，第一个字母就是个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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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缺少沟通却相互指认的时代，东方西方各自命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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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侵入天朝地盘的是葡萄牙。对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人，不论是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有何公干？不甚了了。中国人给这些番人，起了一个绰号“佛郎机”或“红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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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即明正德十二年，葡萄牙使团从海上来到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这些“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葡萄牙的“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这件事《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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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从何时开始称西人为“佛郎机”，又为何以“佛郎机”称之？我们从《元史》及一些元代的文字中，可以看到，那时已即有“富浪”或异写为：茀郎、法郎、佛郎、拂郎、发郎的译音。如，元代诗人顾瑛《天马歌》中即有“至正壬午秋之日，马天西来佛郎国”。可见，元人已将欧洲称之为“佛郎国”。这里的“佛郎”译音，也就是明代的“佛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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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郎机”之名，应当是历时几个世纪，经东罗马、阿拉伯地区辗转传至中国的。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西亚人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与西亚素有往来，便随了他们对欧洲人的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这个称呼，最初并无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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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来说，“佛郎机”绝非善类。1511年，葡萄牙“战神”阿尔布克尔克攻陷马六甲。满剌加（马六甲）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向大明帝国求援。十年以后，也就是“佛郎机”已经来广州“朝贡”之后，明武宗换成世宗时，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大大呼呼地下了一纸诏书：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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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皇帝，为什么敢给佛朗机国下诏呢？看看《明史·佛郎机传》就知道了，原来明人认为“佛郎机近满剌加”。大明以为它是臣服中国的一个南洋小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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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来，限走广州。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族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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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吃人故事，见于1574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当然，记载这段故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国人的想象。1521——1524年间发生在广东屯门岛与1549年发生在福建走马溪的剿海战役，使佛郎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他们被中国抗倭海盗生擒、斩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怪诞甚至丑陋的译名，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据说还有“贼妇”“哈的哩”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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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佛郎机与满剌加都分辨不清，就更难辨清历史上合合分分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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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道美洲，并于1565年占领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晚半个世纪来到中国海岸。大明官民仍把他们也称为“佛郎机”。于是，有了澳门的佛郎机，有了吕宋岛的佛郎机。转眼又有西洋人杀到了家门前，《辛丑年（1601年）记事》中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其所谓“红毛鬼”，就是荷兰人，这伙人并非“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而是，转而打台湾主意，1604年荷兰人攻打澎湖，1624年荷兰人离澎湖而占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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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在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大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仍说，“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甚至到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绘制的宣传画上，西洋水兵仍是红毛怪物（见图5.11）。以为西洋人是妖，后来也生出了义和团以妖术抗击西洋鬼子的可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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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误解越深，造成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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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直到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绘制的宣传画上，西洋水兵仍是红毛怪物，政府奖励民众擒此会游水的食人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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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娱自乐的“万国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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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用抽象的数字表达具体的收获。比如，万国来朝。在封建王朝的概念中，万国来朝就是全世界都臣服于中国的意思。实际上把目前在联合国挂号的国家全都算上也就200来个。万国——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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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这个字甲骨文中就有。表现的是草木间，日初升、月未落的图景。《说文》解：“朝，旦也”。后来它演变为，朝拜之意。再后来，又引申为朝向，面对。百鸟朝凤，百花朝阳。朝，在很多时候，将方向与态度一并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