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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先获得了陇西与蜀，不仅国土面积变为最大，而且也获得了巨大的天然粮仓。这使秦国在人口总量发展上，获得了优势。有学者粗算，十年统一战争时，秦国的人口大约有500多万，其中100万人充了军，遂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至于治国方略，其实与六国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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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国渠完工的那一年，秦始皇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统一六国后，天下优势全归了秦国，其人力物力在当时世界来讲，都是老大。修两个让全世界吃惊千年的工程，亦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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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秦以独一无二的机遇。秦创造的是空前绝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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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直道的终点是北部的九原郡（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善于攻城掠地的秦始皇，一定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九原郡是阴山脚下的一块风水宝地，后人总结这里的地理环境说：前有抱（指黄河环绕），后有靠（指北靠大青山），东有川（指土默川），西有套（指河套地区），中间有照（指阳光充足）。九原郡不仅是秦直道的终点站，也是北部边疆的前哨站。这块风水宝地，解决了驻扎在阴山的大批秦军的部分粮食问题，成为了秦军的最后，也是最靠前的一个战略要地，为秦始皇实施“北抗匈奴”的战略提供了重要保障。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包头后来成为“塞外通衢”、北方地区重要的“水旱码头”，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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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似乎对直道的修筑，没有太好的印象。他在巡游北方，沿秦直道返回时，眼见长城、直道工程之浩瀚，人民为其付出之艰辛后，发出了“吾适北边，沿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感叹。所以，在司马迁写的《史记》中，对秦始皇筑直道的原因，他只留下“始皇欲游天下”这6个看似负面的记录。其实，“游”在古代皇帝那里，并非游玩，其真正的意思是“巡行”“临察”“游观”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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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参没参加直道竣工的“剪彩仪式”，史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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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到底用此直道，“游”了天下没有？也是史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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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倒是选择了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将秦始皇与他的直道一并写入历史。那是公元前210年，当了12年皇帝的秦始皇，在第五次视察天下的归途中，病死于沙丘平台。随同出巡的赵高、李斯决定密不发丧，从直道归。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这是秦始皇“走”秦直道的唯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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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的东移洛阳。秦直道的功用就开始减退。而且，随着秦直道地区水土流失，气候变化等因素，直道的很多地段被洪水冲垮。另外，秦直道的重要功能也被更多方便快捷的道路所代替，它渐渐荒弃，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而今残存的一小部分，也已经模糊难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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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西域，为招兵买马而开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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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文献里，我们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它完全是外国人生造出来的。事情要追溯到流行跨国旅游的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借助旅行与访问，先后6次进入中国。1877年，他开始整理出版五卷本的《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在第一卷谈及中国经西域与希腊至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时，首次将这条东西干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地理学新名词，后来被德国的赫尔曼所接受，并将自己1910年出版的东方学著作题名为《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真正使这个名词成为20世纪的学术用语，并推向跨世纪显学位置的是斯文赫定。这位终生未婚的瑞典学者，在中国的最大名声是发现了“楼兰古城”，而在西方，他几乎是东方学的代名词。他在德国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认识了创造“丝绸之路”一词的弗尔南德·李希霍芬，后来，他将自己的西域研究著作定名为《丝绸之路》，也是一种天然地传承。从此，“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扩大到了整个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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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个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命名，在二战后并没有得到更高的国际认可，因为，还有漫长的“冷战”期。后来，“丝绸之路”渐成焦点，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再一次与“国际”融合。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此前中国许多地方都立着“外国人止步”的牌子。这两个节点打开，为世界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奠定了政治基础。于是有了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活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期10年（1988——1997年）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原本还有人认为应是“玉器之路”“瓷器之路”“皮货之路”“骆驼队之路”等的诸多说法，都因联合国的这个以“丝绸之路”来冠名大型活动而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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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外国的“传统”说法，都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的，——这完全是一种因果颠倒的理论。如果我们相信《史记》，尊重《汉书》，就应看清楚这些文献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张骞两出使西域，皆为“招兵”，李广利两次远征西域，皆为“买马”。如果，我们依班固的史笔来论定东西政治经济通道，此路应为“招兵买马”之路。至少，在《汉书》及《后汉书》的框架里，这条西域通道与丝绸贩卖，完全是两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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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丝绸西去的时间与路线而论，劫掠与迁居的丝绸传播显然先于商贸。有人认为，先秦时已有了丝绸之路。西晋武帝时，汲郡（今河南安阳地区）魏襄王墓出土的“汲冢书”中的《穆天子传》载，大约公元前963年，周穆王经河西走廊，赴阿尔泰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赠“锦组百纯”，即带花纹的丝织品，这是丝绸之路活动，先于西汉文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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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讲，最早若不是匈奴人把丝绸带出中原，也是安息（波斯）人将丝绸，弄到了罗马城。史有所载，罗马人很想知道，这种曾被波斯人作为战旗的东西是哪里出产的。但安息人封锁消息，不告诉丝国的位置在哪里。如此说来，张骞在西域的出现，只是证明他来自丝国的意义上，指明了丝绸出产地的方向，真正将丝绸贩运到更远的西方，并非是中国商人，相反，是西域人在一直扮演丝绸商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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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骞对汉武帝所说“蛮夷俗，贪汉财物”。王国维在他的《西胡考》中曾说过，“自来西域之地，凡征伐者自东往，贸易者自西来，此事实也”……乌孙之徙、大月氏之徙、大夏之徙、匈奴之徙……“莫不自东而西”。西域与东部各族的主要联系，至少在秦以前，并非以贸易这主，而是征战与迁徙。其后，西域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是以和亲与朝贡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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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地理学家弗尔南德·李希霍芬1877年首次在他的《中国旅行记》中提到“丝绸之路”时，其“路”所指即：中国经西域与希腊并至罗马社会的交通。同时，李希霍芬还在他的书中绘制了一幅《中亚地图》，并用明显的橘色标示出“丝绸之路”，它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幅丝绸之路地图（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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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谚所言：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古代中国真的有人到过罗马吗？汉史文献是最早记录“大秦”的，后代的史学家多认为它指的是罗马帝国。但是，至少在汉代的史料中，没有中国通大秦这方面的记载。《后汉书》中曾有“和帝永元9年，派甘英使大秦”的记载：甘宁临大海欲渡，而安息（波斯）的船家告诉它，海水广大，渡海顺利要三个月，不顺利要存三年的粮食，才能渡海。甘英于是放弃了渡海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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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独有的丝绸是怎么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呢？据法国的丝路研究专家布努瓦尔夫人讲，最早记录中国丝绸传入西方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拉丁作家，但在这条通道上，中国与欧洲绝少有直接往来。所以，罗马人不知道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更不懂它是如何生产的。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中，“赛里斯人（丝国人）从树叶上采下非常纤细的羊毛。”是波斯人在中间，不让两头见面。这种方式一直保持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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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1876年绘制的《中亚地图》中，用明显的橘色标示出“丝绸之路”，它也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幅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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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真正的欧洲国家，绝少直接往来。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只是听说过“赛里斯”国，而见不到生产丝绸的“赛里斯”人。所以，用物资流动来代指人口流动，或者以物资流动来代替文化流动，都是不客观的。后世命名的“丝绸之路”，在当年，并没有那么多的实际内容，也没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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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这个地方，对于“丝绸之路”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重要的连结点，只有通了西域，才会打通欧亚商路，如，西安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反映了那个时期东西方的商贸往来。正是因为这一点，“张骞通西域”才会有那么高的历史评价，甚至放到古代西域之交通的开山祖师的神位上，认为张骞是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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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直有个流行说法：玉石之路早于丝绸之路。其“理论依据”即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挖掘出“软玉”，专家曾鉴定产自新疆，推论“3200年前，昆仑山的玉石就运送到了安阳”。不过，这个说法近年又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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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天，“商代王后妇好玉器特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此展再次引发关于妇好墓“软玉”来源之争。专家丘志力观点是，妇好墓里的玉石应该叫“透闪石质的玉石”。在世界范围内，俄罗斯、加拿大、韩国等地都有这种玉石产出；在国内，如青海、甘肃、辽宁、四川、江苏、贵州、山东等地也都有这种玉石产出。新疆开采玉石的时间很晚，新疆也很少有遗址出土古老的玉器；而古玉又太珍贵了，也无法切割验证，所以，此前对妇好墓玉料来源的“大胆推测”，并非科学测试的结论，自然不很严谨。想象中的“通西域前传”，或“丝绸之路前传”，都因没有考古实证，无法更好地实证，“玉石之路”，才是欧亚贸易的最初通道，也只能是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