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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创建海上商贸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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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年建元后，蒙元大军挥师南下，又用了8年时间，彻底消灭南宋。在占领浙、闽等地之后，漫长的南中国海岸，已尽在蒙元朝廷的掌控之中。于是，新王朝开始大举恢复和兴办海运事业：在国内，蒙元一朝开辟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海运漕粮事业；在海外，蒙元政府在继承大宋市舶司的同时，又创建了全新的“官本船”海上商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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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上贸易已相当发达，朝廷特在几个重要的港口设立了相当于今天的海关的“市舶司”，其中尤以四州——杭州、明州（南宋称庆元，今宁波）、泉州、广州的四大市舶司为最盛。蒙元一朝继承了宋代海港开放的家底，又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澉浦、太仓等港口，使太仓不仅成为海运漕粮的“百万海运仓”，而且成为中外闻名的“六国码头”。据《元史》卷《市舶》载“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解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四大市舶司的设立，使这些港口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商贾往来”的“冲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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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东部的庆元市舶司，主要是对日本和高丽贸易，由于日本不肯臣服大元，拒绝入贡，曾使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所以元廷的市舶司对日本商人多抬高税价，贸易不很畅顺。但蒙元与高丽关系相对好些，海上贸易也因此活跃。高丽运来的货物多以人参、红花、茯苓等药材为主，其次是虎皮、兽皮等。还有蒙古人喜欢的新罗参、高丽松子，商贸货物多属今天所说的“土特产”。而高丽从中国贩走的货物，则多是轻工产品，如瓷器、丝绸、文房四宝，最为重要的是高丽商人文益渐，在与太仓人做贸易时，偷偷带走了棉花种子，此举对解决高丽衣服穿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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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洋的贸易，以刺桐（今泉州）港名气为大，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为当时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这一点，我们在西方最著名的中世纪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中可以看到。在这幅1375年的航海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港，皆在其中，可见刺桐港当年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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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口岸城市设立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十分必要，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出海贸易政策。了解世界航海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大航海兴起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是，皇家与商家合作出海探险，而后利益分成。它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492年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虽然，古代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任何发现可言，但官商合作出海的制度建设与实践，却早于西方两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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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海上贸易是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个人办海运，仅造海船一项，不是大户商家，根本承受不了。此外，还有易货资本、海上费用等等。如何化解风险，提高利润，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拿出办法。没人能想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竟然是骑马打天下的蒙元王朝。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元廷接受了中书右丞卢世荣的建议：朝廷银根吃紧，可依市舶贸易原则，实行“官本商办”的海外贸易“官本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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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食货二》记载：“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舟楫糗粮，物器之须，一出于君，不以烦有司”，这样“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如是一来，出海船为“国有”，贸易本钱是“国资”；而其贸易所得，百分之七十归“国库”所有，百分之三十则为己所得，商船尽可放心拓展海上贸易了。这种“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的国有民营办法，唐、宋两代均未实行，实是元朝廷首创，在当时的国际海洋贸易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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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见图7.3），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这种远洋大船在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把大批的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货物运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被大批地运往海外，甚至几经转运贩卖远及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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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官本船”大多是“福船型”的远洋海船，福船有多个分隔开来的密封舱，故能抗击远洋风浪。图为日本人绘制的清初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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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政策由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实施，至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颁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而止。此后“官本船”制度再没有大规模推行过。但作为余波，元政府偶尔也以种种方式向海外派出官方贸易船，如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十一月戊子，中书省臣请发两赊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后至正二年（1342年），有人试图恢复这种贸易，即遭到权臣的反对，“恐远夷得以窥中国，事遂已。”至此，官本船制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均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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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制度实施不足半个世纪，但在元朝内政外交上，功高至伟。首先是它支持了国家经济，有史料记载，刚刚实行了几年官本船，至元二十六年，仅江淮行省的市舶税就达“珍珠四百斤，黄金三千四百两”，倘若汇总全国各大口岸，税银就相当可观了。再以明州港的进口舶货为例，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的进口货物为170余种，而元代《至正四明续志》记载的舶货为220余种，比宋代增加了50余种。这两项差距充分说明元代贸易活动的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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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船”开拓的海上贸易，不仅影响了经济，也引领了“时尚”。由于打通了波斯湾的海上商路，波斯的地毯、波斯布和产于印度、东南亚的平纹细布等“西洋布”源源流入中国，使得富足人家皆以“西洋布”为馈赠佳品。元末著名隐士、诗人谢应芳曾有《全佥宪自黄州以西洋布遣骑见惠，作诗谢之》一诗，形象地描述了他收到“西洋布”礼品的有趣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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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北风方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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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西布似绨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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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劳使者传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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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家人落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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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中国的马可·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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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不太了解，14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或者说，不了解元代中国对世界的描述。西方人熟知的是，这一时期西方到东方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们的伟大著述。相比较而言，世界对中国古代的旅行家，知之甚少，更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对自己的古代旅行家，也是宣传得太少，大众只知道有个仅限于“国内游”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而不知道元代就有了“中国的马可·波罗”——汪大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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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蒙元一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际视野最宽的王朝。这一时期，西人东来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而国人西去，也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伊本·白图泰的《异境奇观》告诉我们，他到访过中国的泉州；同样，汪大渊的《岛夷志》也告诉世界，他曾访问过非洲，甚至，有可能到过伊本·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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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把全部智慧都投入到“四书五经”的考据之中，不重视海外地理作品的研究。以至于今天，我们也找不到更多关于古代中国成就最大的旅行家汪大渊的资料，只有《岛夷志》序言与后记中留下的星星点点的生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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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少年即有远游大志，足涉半个中国。元代的海外商业活动带来的海外信息，促生了他对海外风土人情的兴趣，苦于国内找不到介绍海外风情的书籍，于是，他毅然搭上商船出海旅行，去亲身感受真正的“西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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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搭商船出海赴“西洋”旅行。“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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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归来之后，又用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海外游记，整理自己的旅行记录，发现其中有许多描述与自己亲眼所见的“大有径庭”。大约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的冬天，汪大渊路过刺桐（泉州）港，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认为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特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此后，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又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在至正十年（1350年），正式发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