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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的原书名为《岛夷志》，清代之后改名《岛夷志略》。由于元、明抄本均已亡佚，所以，今人见到的多是清代的《岛夷志略》。此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信；只有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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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是一部开创性的海外交往文献，以往这种海外志，非亲历记录，多是传闻集萃。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皆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而汪大渊的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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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记录了的沿海国家和地区是97个，比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38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对14世纪的东西两洋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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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对各国各地的民情风俗有大量记载，如越南交趾“俗尚礼，有中国之风”，其国民“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袜方履”，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印尼东爪哇民风敦厚，社会秩序井然，“民不为盗，道不拾遗”；印尼坤甸“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其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缅甸“民专农业，田沃稼茂”，“岁凡三稔，诸物皆廉”；印度马都拉盛产珍珠，当地商人收购后，“求售于唐人”；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地多旷漠”，“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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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首次对外国的地理、地脉进行了分析，如“万里石塘”条就认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如三岛（菲律宾马尼拉湾附近）“屿分鼎峙，有叠山层峦”，麻逸（今民都洛岛）“山势平宽，夹溪聚落”，琉球（今我国台湾岛，入明以后琉球则专指冲绳岛）“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同时，还对各地的气候特征按照冷、暖、热、凉、温进行了分类，还就季节和降雨情况进行了记载，对各地土壤进行了三级二等的分类，对各地树木、农作物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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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记录的汪大渊下西洋，不仅比郑和早了70多年，而且其著作《岛夷志》也成为大明国家舰队下西洋的指导性文献。这一点在郑和下西洋硕果仅存的三部重要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其《星槎胜览》许多记述是从《岛夷志》中直接抄录的；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又基本上抄录了《瀛涯胜览》；可见《岛夷志》对郑和舰队留下的三大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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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帝国的海外游历记录，不仅有汪大渊的《岛夷志》，还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虽然，这些地理著作的分量都不如《岛夷志》，但看得出元蒙已有很强的世界意识和海洋意识，仅从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空间来看，元蒙的天下观，可谓“洋洋大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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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蒙元时期中国学者遍访天下，与元帝国的对印度洋地区几大汗国的统治密切相关，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作为统治者，同时也吸收了这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如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见图7.4），就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学习伊斯兰经典的场景。这些海外信息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和地理学家，他们根据这些异域记录绘制了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声教广被图》，遗憾的是这幅东方人最早的世界地图，传至明代就散失了，更为遗憾的是，元代海上渴望与追求，对世界的描述与认识，却被明清两代扭曲和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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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研读伊斯兰经典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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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东来”对蒙元帝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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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个西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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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3年，德国纽伦堡的青年制图家马丁·贝海姆，为制作新海图来到航海经验丰富的葡萄牙搜集海上探险资料。此时，哥伦布正在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西航东方的“印度计划”。马丁·贝海姆受到论证西航中提出的“如果能在一个圆球上标明航海路线，一切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的启发，立即着手制作地球仪。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他完成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架地球仪。这是西方地理学界关于“地球仪诞生”的标准版本。这个故事忽略了东方关于“地球仪诞生”的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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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一个东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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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两百多年前，一个叫札马鲁丁的西域天文学家，从伊儿汗国马拉盖天文台带出七件天文仪器，来到元蒙初兴的中国。这七件仪器的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皆载于《元史·天文志》。这七件天文仪器在元亡明兴之即，被从上都带至应天府为大明王朝服务，此后就消失了。后世，对于七件天文仪器的性质用途看法不一，但对于七仪中有一件是地球仪，大家都认可。这个仪器形象地展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是中国第一架地球仪，比之1492年德国马廷·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纪录早了2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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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述东西两个地球仪的故事，并非想说东方的地球仪领先于西方，而是说早在元蒙时代，中国就见到了世界的球形样貌。这种世界观比利玛窦带来全新的世界观，要早上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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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说，东学东来要比西学东来，对中国的影响要早。为何要称阿拉伯、波斯之学为“东学”，因为此地区一直被西方世界指认为：东方或者中东；以此学对应欧洲之西学，称其为“东学”，似乎更加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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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亚和中亚与元蒙帝国的特殊政治与地理联系，决定了“东学”先于“西学”进入中国，或者说，西学通过“东译”（阿拉伯、波斯的转译），进而影响了中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东学东来”也不是“一刀切”地皆由元蒙开启，以天文学为例，在河北宣化的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就已有了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图（见图7.5），图上有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它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元蒙一朝，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东学”引进，成一代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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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建国时，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不识字的成吉思汗，选择了由古粟特文发展起来的拼音文字畏吾尔文（古回鹘文）作为蒙古国文字。后来，虽请畏吾尔人八思巴创立蒙古官方文字，但民间的畏吾尔蒙古字仍行用不衰。元蒙和阿拉伯世界这种特殊的文化联系，及其对阿拉伯与波斯的领土深度侵入，使得元蒙有条件将这一地区的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带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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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引进的“东学”有许多，但主要科目是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学和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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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即有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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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星空的把握是每个王朝的大事：一要问命于天，以知运程；二要掌握四时，以定历法。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大元之初，忽必烈就在上都建立了回族司天台，此后又在大都（今北京）设“汉儿司天台”。朝廷任命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为提点（台长），官从五品。札马鲁丁掌管七件从西域带来的天文仪，为大元观天测象：用浑天仪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用方位仪观测星球方位；用斜纬仪观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用平纬仪观测日影，定夏至、冬至；用天球仪分析天文图像；用观察仪（星盘）研究昼夜时刻；用地球仪研究天地之关系。札马鲁丁在为元蒙朝廷观测天文之时，还翻译了伊本·优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天文学著作。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还依据伊斯兰教历法撰写了《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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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马鲁丁不仅是将阿拉伯天文历法较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传授阿拉伯地理学的重要人物。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为集贤大学士，官位升至二品，由他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这是第一部由朝廷主持编辑的全国地理志，全书共600册，1300卷，附有彩色地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此书后在战乱中散佚，残存的《大元大一统志》，仅剩《辽海丛书》等44卷，不及原来卷数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