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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1 其实,蒙元一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际视野最宽的王朝。这一时期,西人东来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而国人西去,也创造了不曾有过的辉煌。伊本·白图泰的《异境奇观》告诉我们,他到访过中国的泉州;同样,汪大渊的《岛夷志》也告诉世界,他曾访问过非洲,甚至,有可能到过伊本·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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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3 古代中国把全部智慧都投入到“四书五经”的考据之中,不重视海外地理作品的研究。以至于今天,我们也找不到更多关于古代中国成就最大的旅行家汪大渊的资料,只有《岛夷志》序言与后记中留下的星星点点的生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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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5 出生在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少年即有远游大志,足涉半个中国。元代的海外商业活动带来的海外信息,促生了他对海外风土人情的兴趣,苦于国内找不到介绍海外风情的书籍,于是,他毅然搭上商船出海旅行,去亲身感受真正的“西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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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7 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搭商船出海赴“西洋”旅行。“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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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79 汪大渊归来之后,又用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海外游记,整理自己的旅行记录,发现其中有许多描述与自己亲眼所见的“大有径庭”。大约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的冬天,汪大渊路过刺桐(泉州)港,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认为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特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此后,汪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又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在至正十年(1350年),正式发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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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1 汪大渊的原书名为《岛夷志》,清代之后改名《岛夷志略》。由于元、明抄本均已亡佚,所以,今人见到的多是清代的《岛夷志略》。此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信;只有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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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3 《岛夷志》是一部开创性的海外交往文献,以往这种海外志,非亲历记录,多是传闻集萃。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皆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而汪大渊的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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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5 《岛夷志》记录了的沿海国家和地区是97个,比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38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对14世纪的东西两洋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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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7 《岛夷志》对各国各地的民情风俗有大量记载,如越南交趾“俗尚礼,有中国之风”,其国民“戴冠、穿唐衣、皂褶、丝袜方履”,民间俊秀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皆与中国同”;印尼东爪哇民风敦厚,社会秩序井然,“民不为盗,道不拾遗”;印尼坤甸“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其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缅甸“民专农业,田沃稼茂”,“岁凡三稔,诸物皆廉”;印度马都拉盛产珍珠,当地商人收购后,“求售于唐人”;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地多旷漠”,“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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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89 《岛夷志》首次对外国的地理、地脉进行了分析,如“万里石塘”条就认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如三岛(菲律宾马尼拉湾附近)“屿分鼎峙,有叠山层峦”,麻逸(今民都洛岛)“山势平宽,夹溪聚落”,琉球(今我国台湾岛,入明以后琉球则专指冲绳岛)“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同时,还对各地的气候特征按照冷、暖、热、凉、温进行了分类,还就季节和降雨情况进行了记载,对各地土壤进行了三级二等的分类,对各地树木、农作物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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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91 《岛夷志》记录的汪大渊下西洋,不仅比郑和早了70多年,而且其著作《岛夷志》也成为大明国家舰队下西洋的指导性文献。这一点在郑和下西洋硕果仅存的三部重要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马欢在其《瀛涯胜览》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其《星槎胜览》许多记述是从《岛夷志》中直接抄录的;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又基本上抄录了《瀛涯胜览》;可见《岛夷志》对郑和舰队留下的三大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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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93 元蒙帝国的海外游历记录,不仅有汪大渊的《岛夷志》,还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刘郁的《西使记》、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虽然,这些地理著作的分量都不如《岛夷志》,但看得出元蒙已有很强的世界意识和海洋意识,仅从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空间来看,元蒙的天下观,可谓“洋洋大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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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9995 当然,蒙元时期中国学者遍访天下,与元帝国的对印度洋地区几大汗国的统治密切相关,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里作为统治者,同时也吸收了这里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如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见图7.4),就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学习伊斯兰经典的场景。这些海外信息直接影响了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和地理学家,他们根据这些异域记录绘制了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声教广被图》,遗憾的是这幅东方人最早的世界地图,传至明代就散失了,更为遗憾的是,元代海上渴望与追求,对世界的描述与认识,却被明清两代扭曲和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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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00 图7.4 这幅现由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世纪的波斯纸本水彩画,记录了在大不里士的蒙古王子在大帐里研读伊斯兰经典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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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02 “东学东来”对蒙元帝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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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04 先讲一个西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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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06 1483年,德国纽伦堡的青年制图家马丁·贝海姆,为制作新海图来到航海经验丰富的葡萄牙搜集海上探险资料。此时,哥伦布正在向葡萄牙国王提出西航东方的“印度计划”。马丁·贝海姆受到论证西航中提出的“如果能在一个圆球上标明航海路线,一切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的启发,立即着手制作地球仪。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他完成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架地球仪。这是西方地理学界关于“地球仪诞生”的标准版本。这个故事忽略了东方关于“地球仪诞生”的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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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08 再讲一个东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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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10 大约在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两百多年前,一个叫札马鲁丁的西域天文学家,从伊儿汗国马拉盖天文台带出七件天文仪器,来到元蒙初兴的中国。这七件仪器的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皆载于《元史·天文志》。这七件天文仪器在元亡明兴之即,被从上都带至应天府为大明王朝服务,此后就消失了。后世,对于七件天文仪器的性质用途看法不一,但对于七仪中有一件是地球仪,大家都认可。这个仪器形象地展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是中国第一架地球仪,比之1492年德国马廷·贝海姆制作地球仪的纪录早了2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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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12 这里讲述东西两个地球仪的故事,并非想说东方的地球仪领先于西方,而是说早在元蒙时代,中国就见到了世界的球形样貌。这种世界观比利玛窦带来全新的世界观,要早上3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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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14 由此,我想说,东学东来要比西学东来,对中国的影响要早。为何要称阿拉伯、波斯之学为“东学”,因为此地区一直被西方世界指认为:东方或者中东;以此学对应欧洲之西学,称其为“东学”,似乎更加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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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16 由于西亚和中亚与元蒙帝国的特殊政治与地理联系,决定了“东学”先于“西学”进入中国,或者说,西学通过“东译”(阿拉伯、波斯的转译),进而影响了中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东学东来”也不是“一刀切”地皆由元蒙开启,以天文学为例,在河北宣化的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就已有了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图(见图7.5),图上有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它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元蒙一朝,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东学”引进,成一代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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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60018 成吉思汗建国时,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不识字的成吉思汗,选择了由古粟特文发展起来的拼音文字畏吾尔文(古回鹘文)作为蒙古国文字。后来,虽请畏吾尔人八思巴创立蒙古官方文字,但民间的畏吾尔蒙古字仍行用不衰。元蒙和阿拉伯世界这种特殊的文化联系,及其对阿拉伯与波斯的领土深度侵入,使得元蒙有条件将这一地区的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带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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