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60020
元蒙引进的“东学”有许多，但主要科目是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学和地理学。
1707060021
1707060022
1707060023
1707060024
1707060025
图7.5 辽代张世卿墓的壁画（1116年）上，即有来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精彩的巨蟹宫、天蝎宫等十二星座的描绘，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中外十二宫就已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汇
1707060026
1707060027
对星空的把握是每个王朝的大事：一要问命于天，以知运程；二要掌握四时，以定历法。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大元之初，忽必烈就在上都建立了回族司天台，此后又在大都（今北京）设“汉儿司天台”。朝廷任命西域天文学家札马鲁丁为提点（台长），官从五品。札马鲁丁掌管七件从西域带来的天文仪，为大元观天测象：用浑天仪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用方位仪观测星球方位；用斜纬仪观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用平纬仪观测日影，定夏至、冬至；用天球仪分析天文图像；用观察仪（星盘）研究昼夜时刻；用地球仪研究天地之关系。札马鲁丁在为元蒙朝廷观测天文之时，还翻译了伊本·优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天文学著作。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还依据伊斯兰教历法撰写了《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天下。
1707060028
1707060029
札马鲁丁不仅是将阿拉伯天文历法较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同时，他也是传授阿拉伯地理学的重要人物。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为集贤大学士，官位升至二品，由他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这是第一部由朝廷主持编辑的全国地理志，全书共600册，1300卷，附有彩色地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此书后在战乱中散佚，残存的《大元大一统志》，仅剩《辽海丛书》等44卷，不及原来卷数的5%。
1707060030
1707060031
在阿拉伯、波斯的科学知识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的科学研究也与阿拉伯、波斯的研究产生了良好的融合与碰撞。据科学史专家江晓原博士研究，元蒙虽是乱世，但至少有两份双语天文学文献传世：一份是保存在俄国普耳科沃天文台的两份手抄本天文学文献，文献的内容是一样的，都从1204年开始的日、月、五大行星运行表，书写年代约在1261年。两份抄本一份为阿拉伯文，一份则为汉文。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猜测这两份抄本可能是札马鲁丁和郭守敬合作的遗物。另一份，双语天文学文献是阿拉伯天文学家撒马尔罕第于1362年为元朝一王子撰写的天文学著作，手稿原件现存巴黎。此件的阿拉伯正文旁附有蒙文旁注，标题页则有汉文。
1707060032
1707060033
中国学者王恂与郭守敬等学者，在反复学习、稽考外来的《哈基姆星表》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在全国多地建立的河南登封观星台（见图7.6）的观测数据，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全新历法——《授时历》。这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它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近于现行公历，却比公历使用早300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科学交流都是汉或蒙与阿拉伯或波斯的交流与文本互译，而不是与欧洲人或拉丁文的交流与文本互译，它再次表明这种交流是在“东学”文化圈之内。
1707060034
1707060035
1707060036
1707060037
1707060038
图7.6 河南登封观星台，郭守敬建
1707060039
1707060040
元蒙一朝，战乱不断，又经元、明交替，使得元代地图传世的少之又少。但在存世不多的元代地图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中亚地图学的清晰印记。其中，最为地理学界所熟知的即《元经世大典》中收入的地图。这部官修大型政书，又名《皇朝经世大典》。元至顺元年（1330年）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全书近900卷。明初修《元史》时，还曾大量引用此书。但到万历年间，此书就失传了，仅剩一点点残本。所幸《元经世大典》的许多内容被明人收录《永乐大典》之中，一些内容借明人抄写得以传世。后来《永乐大典》也逐渐散失，现存《永乐大典》残本中，甚至找不到著名的《元经世大典地图》。今人所能见到的《元经世大典地图》，是晚清地理学家张穆从《永乐大典》中摘出，才得以传承。张穆是一位经学研究者，为防外敌从海上来犯，他特从《永乐大典》中选出《元经世大典地图》，摩绘后送好友魏源。此时，魏源正为“开眼看世界”而编撰《海国图志》，遂把这幅重要的元代地图收入书中。
1707060041
1707060042
这幅地图初看上去与宋代刻石地图《华夷图》一样，皆有方格，似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绘图法。但细读就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图方法。《元经世大典地图》采用的是经纬线方格画法，图中只标注地名与所在方位，没有地形描绘；因而，在伊朗北部没有画出里海，南部没画出波斯湾；在土耳其没有画出地中海，在埃及没有画出红海；它更似一幅坐标图，与中国传统地图相去甚远。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受阿拉伯绘图方法影响的中国绘制的地图，也有人认为它是阿拉伯“中国通”绘制的，总之，它不是传统的中国地图。
1707060043
1707060044
这幅阿拉伯样式的地图，其内容与功用完全是为中国所制。图中运用的地名，多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官方地名，说明这幅地图相当“官方”。此图原名《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即“大元西北地图”的意思。此图东起“沙州界”“别失八里”，即今甘肃敦煌和乌鲁木以东的吉木萨尔一带；西至“迷思耳”，即今之埃及。南至天竺，即今之印度；北方特别标注：“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长子术赤之后”。所谓“月祖伯”，即今之乌兹别克。它看上去，就是一幅小型的中亚和西亚“世界地图”。但在元蒙铁蹄之下，它只是元蒙帝国势力的“西北”而已。恰如《元史地理志》所言“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1707060045
1707060046
最后，我们再说回札马鲁丁制作的地球仪。据《元史·西域仪象》记载，地球仪“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舌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广一道里远近”。它形象地宣传了“地圆说”，比之我国古代的“天圆地方”说是一大进步。在中世纪末期，中国能有反映大地形状的地球仪，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地球仪采用了经纬网络即“小方井”控制，也是中国地理史上最早的经纬度制图法的记载，比之西晋以来的“计里画方”是一大飞跃，比之利玛窦来华画经纬地图，早了几百年。
1707060047
1707060048
据说，这个地球仪是札马鲁丁依据11世纪的波斯花刺子模地理学家比鲁尼的理论制作的，因为在中亚天文学家与地理学家中，只有比鲁尼主张海洋的面积要远远大于陆地，而此前无论托勒密、伊德里西，还是巴里希都把陆地画得比海洋大。所以，这个地球仪传递的陆地海洋比是十分正确的。
1707060049
1707060050
“东学东来”带来了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如我们今天仍在用的阿拉伯数字，就是从元朝开始引入中国的，还有那丢失的世界最早的地球仪。但它们到底被中国人消化吸收了多少，这种知识大融合对后世中国科学进步和世界观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还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的问题。
1707060051
1707060052
1707060053
1707060054
1707060055
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1707057705]
1707060056
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第八章 恩威四方，西学东进
1707060057
1707060058
郑和开启东方的大航海
1707060059
1707060060
朱棣当上皇帝后，干了两件大事，一是编辑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二是组织国家舰队下西洋。朱棣为什么要违背太祖海禁之制，组织声势浩大的下西洋活动。有两个历史文献，交代得一清二楚：
1707060061
1707060062
一是，至今仍立在南京静海寺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这是朱棣在永乐十四年郑和四下西洋回国后，亲自为天妃宫撰写的碑文。朱棣对神言明：下西洋是“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1707060063
1707060064
二是，《明史·郑和传》中，“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考，上命（郑）和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就是最不受一些人欢迎的郑和下西洋之“追逃说”与“耀威说”。如果用一个现代词来概括朱棣的这个大动作，它应是大明政府的“形象工程”。因为刚刚夺权的永乐帝，需要得到国内外的认可，要建立高大的或强大的国内与国际形象。朱棣是借此告之天下，大明朝如今是朱棣的天下，大明是天下的老大。
1707060065
1707060066
虽然，《明史·郑和传》中确有“宣天子诏，因给赐君长”的记载，但不研究文献的人们，不知道这句话后面还明确指示“不服则以武慑之”。在郑和的列传里，还有不少动武的记载，如“俘旧港酋长”“锡兰山国王”。这是明帝国的霸气，是中国当年历史地位决定的。
1707060067
1707060068
实际上，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朱棣已先派人下了一次西洋，而且效果很好。1403年，朱棣夺权登基后，即派太监尹庆巡访南洋。尹庆到达马六甲时，拜里迷苏剌向尹庆倾诉自己深受暹罗的侵扰之苦，希望得到大明的保护。尹庆回国向朱棣报告，“其地无王，也不称国”。永乐三年（1405年）拜里迷苏剌派代表来大明朝拜，朱棣遂封拜里迷苏剌为马六甲国王，并赐诰印、彩币、龙衣盖等物——马六甲王国，就这样在大明的“委任”下诞生了。
170706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