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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东浏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绩碑》宣德六年夏（1431年）立于太仓浏河（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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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妃灵应之记碑》宣德六年冬（1431年）立于福建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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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人，也在碑上留下了下西洋的印记。如《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宣德九年（1434年）立于南京牛首山；《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天顺八年（1464年），立东莞赤湾天后庙；《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侯声远墓志铭》（声远即参加了郑和三、四、五、六、七次下西洋的周闻）成化六年（1470年）立于太仓浏河……如此算来，至少有十大碑记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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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三部记录郑和下西洋的著作（见图8.1）：一是马欢的《瀛涯胜览》，二是费信的《星槎胜览》，三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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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郑和下西洋最可靠的原始文献有三部：一是马欢的《瀛涯胜览》，二是费信的《星槎胜览》，三是巩珍的《西洋番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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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极宝贵的研究中国古代大航海的文献，但最为重要的皇家档案中，却找不到郑和的原始航海文献。郑和死后的半个世纪，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更迭，海禁政策一以贯之。至成化十三年（1477年），忽一日，明宪宗皇帝朱见深提起郑和七下西洋旧事，欲调档案看看。太监汪直请兵部尚书项忠即刻去找。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愤怒的项忠把管档案的人一顿暴打后，兵部侍郎刘大夏才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两，军民死伤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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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郑和下西洋原始文献失踪的著名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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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故事在明嘉靖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和明万历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等著述中都有记载。所以，后人都认为是刘大夏把档案烧了。但细查史料，这事在历史表述上，也颇蹊跷。兵部尚书项忠是军界最高长官，侍郎刘大夏本是下属，怎敢底气十足地以下犯上？另外，焚烧国家档案，是触犯大明律法的大事，怎能不了了之？《殊域周咨录》和《客座赘语》等“个人叙事”是不是有所夸张或传奇？更为奇怪的是，这等大事在官修的《明史》里，竟没有明确记载，“国家叙事”为何在此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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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做这样的推测：如果《明史》在刘大夏“焚稿”一事上，像后人修春秋“三传”那样，一会儿是当“笔则笔”，一会儿是当“削则削”，一切皆“以史为鉴”，又皆“为我所用”。这事的真伪就无从考据了。给刘大夏定罪，真还有点“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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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奇怪的是，在郑和七下西洋的“第一档案”不明不白地消失后，在郑和下西洋二百多年以后，崇祯元年（1628年），天朝突然又冒出一张详述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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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郑和航海图的是一本有关军事与边防的著作《武备志》，作者叫茅元仪。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一位军事家，在兵部为官。其孙茅元仪承祖业，也是军人出身，官至副总兵。这部写于金陵的著作，运用了大量前朝的军事档案，所以，此中才出现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简称为《郑和航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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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备志》里的《郑和航海图》，有一个142字的序言：“茅子曰：禹贡之终也，详哉言声教所及，儒者曰，先王不务远，夫劳近以务远，君子不取也。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昭异域，使光天之下，无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于西，故玉关之外将万里，明起于东，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几十万里。天实启之，不可强也。当是时，臣为内览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但它是否就是郑和所用之图、出自何时、何人、是抄本还是改写本……皆没有交代。史家猜测，此图应是茅元仪的祖父茅坤，参加兵部尚书胡宗宪筹海图编时留下的地图。但茅坤的这张图又从何而来，又无从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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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备志》在辑录这幅自右而左的一字长卷海图时，将其分为书本式，自右而左，录图20页，共40幅，并附有两幅“过洋牵星图”。全图有地名500个，能考出的350个，150个考不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幅海图还注记了天体高度“指”，利用天文导航的方法来测定船位及导航。中国古代星图虽早，但专门用于航海的过洋牵星图，却仅见于《郑和航海图》（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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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郑和航海图》卷尾所附“丁得把昔到忽鲁谟斯”“锡兰山回苏门答剌”“龙延屿往锡兰”“忽鲁谟斯回古里国”4幅《过洋牵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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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郑和航海图》的数学精度很低，出处不明，但它仍折射出了古代中国航海科技的伟大光辉。它不仅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而且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其制图的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也都是天下第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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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图》是以行船者的主观视觉来绘制的，遇山画山，遇岛画岛，突出了海岸线、离岸岛屿、港口、江河口、浅滩、礁石以及陆地上的桥梁、寺庙、宝塔、旗杆等沿岸航行的标志。航海者观海看图，只要依“景”而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中国古代的江河航行地图，大多是这种山水画式的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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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的对位图不一样，《郑和航海图》是一种对景图。它不知道目的地的确切方向，但是利用航线各处的山形、水势、星辰位置可以判别船舶的位置，一步步地前进。“土办法”虽然不与世界上的海图“接轨”，但亦实用可行。如上水时上北下南，下水时上南下北等。《郑和航海图》的比例混乱，航程总图和山陆岛屿放大图绘在一起，但又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加以区分和说明，比如用虚线表示航线，在离岸较远的航线上注记了针位（航向、方位）和更数（航程、距离），有时还用文字注记出航道深度、航行注意事项，是中国最早不依附海道专书而能独立指导航海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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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外国地名约300个，大大超过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所收的外国地名。从它所标注的亚非广阔海域来说，《郑和航海图》称得上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在世界地图学史、地理学史、航海史上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在绘制世界地图这一方面，未留下什么与西方“地理发现”可以抗衡的“发现”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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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和航海图》所列地点来看，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这也是多数学者赞同郑和远航最远到达东非肯尼亚的主要证据。图中列举自江苏太仓至忽鲁谟斯（伊朗霍尔木兹）的针路（以指南针标明方向的航线）共56线，由忽鲁谟斯回太仓的针路共53线。往返针路全不相同，表明船队在远航中已灵活地采用多种针路以适应和利用季风洋流，体现了高超的航海技术和较高的海洋气象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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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之际，真正的大西洋国家——葡萄牙，正在向非洲西海岸进军：1415年，亨利王子随父王攻克北非城市休达（摩洛哥）；1434年，葡萄牙人越过欧洲航海家的北非极限——博哈多尔角（西撒哈拉之西海岸），1445年，航海家迪尼斯·迪亚士越过西非沙漠海岸，发现了佛得角——西方世界正式拉开了大航海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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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走到了东非就不往前走了。从郑和个人来看，他不是冒险家，也不是科学家，更不是商人。仅就个人而言，他没有“发现”的必要。从大明王朝廷来看，永乐皇帝朱棣，并不喜爱航海，朝廷也不缺外国的银子，帝国没有任何殖民与掠夺的愿望。所以，朱棣支持了郑和远航，但他的儿子朱高炽却废止了郑和的远航。宣德支持了最后一次下西洋后，也终止了这一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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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历二十八载，七下西洋，声威远扬。可在皇家的账本《明史》里，留下的仅是语焉不详的几百字。人们无法指出他：生于何年？死于何时？葬于何地？也就是说，郑和功绩再大，在封建帝王的政治体系中，仍是走卒而已。不过，有一点算是万幸，跟着明朝皇帝干大事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但郑和历三朝皇帝，下西洋也履遭反对，却没有被杀掉，这实在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