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60155
1707060156
郑和下西洋以郑和的消失而告终,大明再次进入海禁。正如开明的郑学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此后,西方人完成地理大发现的200年,正好是明朝实行海禁的200年……在西方文明将国家政治扩张、军事征服、宗教传播与民间航海发现、贸易开拓、海外殖民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文明整体的力量走向世界进而称霸世界的时候,华夏文明却由于其内在机制的矛盾自残了向外发展的势力。郑和的远航,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他的辉煌也恰是历史的悲凉。”
1707060157
1707060158
帝国是一样的,世界观各有不同。西方世界是这样解释封建中国的——“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海洋”(黑格尔语),而转过身去的中国没有想到,让这个民族遭受的灾难性打击恰恰是从海上袭来。
1707060159
1707060160
海商变倭患的历史脉络
1707060161
1707060162
说倭寇之前,先要弄清倭。“倭”不是一个古文字,甲骨金文都没有,大纂小纂中也没有。这个字的早期应用是在《诗经·四牡》中,其“周道倭迟”的“倭”,在此不单独显示意义,“倭迟”作为一个词,有逶迤之态。
1707060163
1707060164
用“倭”来指称日本或朝鲜等中国东方的古代部族,大约始于战国。“倭”字正式进入国家文献,大约在汉朝。《后汉书》中即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的记载。可谓传奇的是,1784年日本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整修农田水沟时,竟然挖到“汉委奴国王”金印。从而印证了东汉光武帝赐日本倭奴国金印的历史事件。
1707060165
1707060166
从这颗明治时被定为日本国宝的汉赐金印来看,印上的“委”或者“倭”,似乎没有贬义。史料也能证明,当时的日本也接受这样的称呼。南朝刘宋(420——479年)时,日本贡使来华,自称为“百济、新罗、任那、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直到唐代,这一“国名”才发生变化。据《新唐书·日本国传》载:咸亨元年(670年),日本派遣使者,祝贺平定高丽。使者说,学习中国文字后,不喜欢倭的名字,改名为日本,因为国家靠近日出的地方。但改称日本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倭”之旧称仍在日本使用。连圣武天皇(701——756年)的宣命书里,仍用“大倭国”自称。
1707060167
1707060168
“倭”字产生贬义是与“寇”字相连之后。据专家考证,正史里出现“倭寇”一词是从《明史》开始的。最初“倭寇”中的“寇”字,是作动词使用的,表示“侵犯”。如,“倭,寇福州”“倭,寇浙江”“倭,寇上海”。如此往复,“倭寇”终于作为名词而被使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意思。“倭”也由此成为蔑称。
1707060169
1707060170
“倭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倭作为一个与中国邻近的岛国,汉唐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文化往来,也有商业往来。唐以后,国家重心从中原大陆向南方转移,海洋成为大宋朝廷的经济仓库。所以,大宋与日本、高丽海上交往频密。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舶货以黄金和木材为大宗,还有一些工艺制品,尤以日本倭刀最受中国人喜爱。
1707060171
1707060172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
1707060173
1707060174
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
1707060175
1707060176
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缾。
1707060177
1707060178
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1707060179
1707060180
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1707060181
1707060182
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1707060183
1707060184
这是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赏玩日本刀的一首诗,名为《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据说,北宋欧阳修是最早写《日本刀歌》的,后来“日本刀”就成了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抛开诗家的故事不说,可见日本刀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之物。
1707060185
1707060186
海上商贸活跃,走私与海盗也相伴而生。由于日本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货币广泛流通,使得国内铜矿匮乏的日本,铜钱流通量严重不足。于是,日本市场交易干脆使用中国铜钱,虽然,南宋朝廷严禁走私中国铜钱,但日本海商铤而走险,并大获成功。这大约就是日本早期的海上走私。
1707060187
1707060188
虽然,《宋史·日本传》中有“倭船的火儿滕太明打死郑作”的记载。但宋代的中日海上走私,并没有形成武装贩运的规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兴起于朝代更替的特殊时期。比如,南宋灭亡时,一批宋末将领,先后下海为盗。有意思的是蒙元兴办海运时,这些海盗又被招安成为海运功臣。如,元代海运漕粮的万户朱清,就是下海为盗的宋末将领。元末明初时,海盗也多有蒙元军队的背景,这伙人不仅抢劫海上商船,还大举攻击海岸目标。这种朝代更替时的海盗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交替之时。
1707060189
1707060190
所以,“倭”和“倭寇”对中国来说是很特殊的词,它不单单指日本,也不单单指日本的海盗,而是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军人有商人的混杂的海上利益集团。
1707060191
1707060192
大明代替蒙元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姓王朝,拒绝承接蒙元发展起来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永乐明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也只是大明王朝的“形象工程”,为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非为了开放海上贸易。所以,明廷在太仓造了那么多大船,那也只是供朝廷下西洋之用,老百姓是绝对不许造大船的。当然,从朱元璋开始就定下的大明海禁的基调,也有着海防的意思,因为大明初立,“倭寇”多为流亡海上的蒙元军水师旧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军队。东南沿海的岛屿与大陆之间,海防任务艰巨。所以,明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的海防。这一点,我们从《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1707060193
1707060194
其实,以对日海上贸易而论,中日的海上贸易,早在蒙元一朝就已结仇。
1707060195
1707060196
元世祖忽必烈曾因恼怒日本国不肯臣服,两度征讨日本。此后,日本与中国的往来,多以“入元僧”为主。这些“入元僧”归国以后,利用寺院空地,摹拟吴山越水,营造出日本独有的“枯山水”庭园。同时,倭商也利用僧侣往来之便,进行中日海上商贸活动。但蒙元朝廷的官吏对倭商深怀敌意,抬高货物进出关税,由此还引发了倭商焚掠庆元府衙事件。日本与蒙元的仇恨越结越深,倭商铤而走险的事也越来越多,日本海商慢慢沦为海盗倭寇。大明实施严厉海禁之后,穷途末路的中国海商,干脆和倭寇合流成为海盗。此外,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日本浪人,以及真正的倭寇——流窜在外的日本国罪犯团伙,这些复杂的成分和在一起,构成了大明中国的“倭患”。
1707060197
1707060198
说到“倭患”,有一点还应明确:日本之倭寇,并无官方背景。日本朝廷非常支持大明朝廷海上剿匪。据明王忬《题本》载,永乐初,朱棣命太监郑和等招抚四番,日本独先纳贡,同时送来倭贼二十人。成祖让日本使节自己去处置倭贼。日本使节回到明州港,即在海边支起大铜锅,将这二十倭贼丢入沸水蒸腾的大锅中。
1707060199
1707060200
明代的海禁制度始于朱元璋,这在《明太祖实录》里记录得很清楚: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罢唐宋以来就存在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1707060201
1707060202
《大明律》为海禁规定了严酷的惩处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1707060203
1707060204
明朝廷的这一制度,本想是巩固海防,结果不仅没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在沿海地区激化了矛盾。商人不许海上贸易,渔民“禁民入海捕鱼”。结果是“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在长崎,明时曾住有二三万华人。可以说,明代的海禁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但明朝廷,不仅没有调整这一制度,相反又不断升级海禁政策,倭寇非但没受到多少控制,相反越禁越多,到了嘉靖年间,倭患达到高峰(见图8.3)。
[
上一页 ]
[ :1.70706015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