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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以郑和的消失而告终，大明再次进入海禁。正如开明的郑学研究者所分析的那样：“此后，西方人完成地理大发现的200年，正好是明朝实行海禁的200年……在西方文明将国家政治扩张、军事征服、宗教传播与民间航海发现、贸易开拓、海外殖民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文明整体的力量走向世界进而称霸世界的时候，华夏文明却由于其内在机制的矛盾自残了向外发展的势力。郑和的远航，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他的辉煌也恰是历史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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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是一样的，世界观各有不同。西方世界是这样解释封建中国的——“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海洋”（黑格尔语），而转过身去的中国没有想到，让这个民族遭受的灾难性打击恰恰是从海上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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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变倭患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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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倭寇之前，先要弄清倭。“倭”不是一个古文字，甲骨金文都没有，大纂小纂中也没有。这个字的早期应用是在《诗经·四牡》中，其“周道倭迟”的“倭”，在此不单独显示意义，“倭迟”作为一个词，有逶迤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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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倭”来指称日本或朝鲜等中国东方的古代部族，大约始于战国。“倭”字正式进入国家文献，大约在汉朝。《后汉书》中即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的记载。可谓传奇的是，1784年日本志贺岛农民甚兵卫，在整修农田水沟时，竟然挖到“汉委奴国王”金印。从而印证了东汉光武帝赐日本倭奴国金印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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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颗明治时被定为日本国宝的汉赐金印来看，印上的“委”或者“倭”，似乎没有贬义。史料也能证明，当时的日本也接受这样的称呼。南朝刘宋（420——479年）时，日本贡使来华，自称为“百济、新罗、任那、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直到唐代，这一“国名”才发生变化。据《新唐书·日本国传》载：咸亨元年（670年），日本派遣使者，祝贺平定高丽。使者说，学习中国文字后，不喜欢倭的名字，改名为日本，因为国家靠近日出的地方。但改称日本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倭”之旧称仍在日本使用。连圣武天皇（701——756年）的宣命书里，仍用“大倭国”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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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字产生贬义是与“寇”字相连之后。据专家考证，正史里出现“倭寇”一词是从《明史》开始的。最初“倭寇”中的“寇”字，是作动词使用的，表示“侵犯”。如，“倭，寇福州”“倭，寇浙江”“倭，寇上海”。如此往复，“倭寇”终于作为名词而被使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意思。“倭”也由此成为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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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倭作为一个与中国邻近的岛国，汉唐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文化往来，也有商业往来。唐以后，国家重心从中原大陆向南方转移，海洋成为大宋朝廷的经济仓库。所以，大宋与日本、高丽海上交往频密。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舶货以黄金和木材为大宗，还有一些工艺制品，尤以日本倭刀最受中国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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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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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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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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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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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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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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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赏玩日本刀的一首诗，名为《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据说，北宋欧阳修是最早写《日本刀歌》的，后来“日本刀”就成了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抛开诗家的故事不说，可见日本刀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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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商贸活跃，走私与海盗也相伴而生。由于日本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货币广泛流通，使得国内铜矿匮乏的日本，铜钱流通量严重不足。于是，日本市场交易干脆使用中国铜钱，虽然，南宋朝廷严禁走私中国铜钱，但日本海商铤而走险，并大获成功。这大约就是日本早期的海上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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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史·日本传》中有“倭船的火儿滕太明打死郑作”的记载。但宋代的中日海上走私，并没有形成武装贩运的规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兴起于朝代更替的特殊时期。比如，南宋灭亡时，一批宋末将领，先后下海为盗。有意思的是蒙元兴办海运时，这些海盗又被招安成为海运功臣。如，元代海运漕粮的万户朱清，就是下海为盗的宋末将领。元末明初时，海盗也多有蒙元军队的背景，这伙人不仅抢劫海上商船，还大举攻击海岸目标。这种朝代更替时的海盗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交替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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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倭”和“倭寇”对中国来说是很特殊的词，它不单单指日本，也不单单指日本的海盗，而是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军人有商人的混杂的海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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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代替蒙元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姓王朝，拒绝承接蒙元发展起来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永乐明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也只是大明王朝的“形象工程”，为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非为了开放海上贸易。所以，明廷在太仓造了那么多大船，那也只是供朝廷下西洋之用，老百姓是绝对不许造大船的。当然，从朱元璋开始就定下的大明海禁的基调，也有着海防的意思，因为大明初立，“倭寇”多为流亡海上的蒙元军水师旧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军队。东南沿海的岛屿与大陆之间，海防任务艰巨。所以，明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的海防。这一点，我们从《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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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对日海上贸易而论，中日的海上贸易，早在蒙元一朝就已结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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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曾因恼怒日本国不肯臣服，两度征讨日本。此后，日本与中国的往来，多以“入元僧”为主。这些“入元僧”归国以后，利用寺院空地，摹拟吴山越水，营造出日本独有的“枯山水”庭园。同时，倭商也利用僧侣往来之便，进行中日海上商贸活动。但蒙元朝廷的官吏对倭商深怀敌意，抬高货物进出关税，由此还引发了倭商焚掠庆元府衙事件。日本与蒙元的仇恨越结越深，倭商铤而走险的事也越来越多，日本海商慢慢沦为海盗倭寇。大明实施严厉海禁之后，穷途末路的中国海商，干脆和倭寇合流成为海盗。此外，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日本浪人，以及真正的倭寇——流窜在外的日本国罪犯团伙，这些复杂的成分和在一起，构成了大明中国的“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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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倭患”，有一点还应明确：日本之倭寇，并无官方背景。日本朝廷非常支持大明朝廷海上剿匪。据明王忬《题本》载，永乐初，朱棣命太监郑和等招抚四番，日本独先纳贡，同时送来倭贼二十人。成祖让日本使节自己去处置倭贼。日本使节回到明州港，即在海边支起大铜锅，将这二十倭贼丢入沸水蒸腾的大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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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海禁制度始于朱元璋，这在《明太祖实录》里记录得很清楚：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罢唐宋以来就存在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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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律》为海禁规定了严酷的惩处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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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廷的这一制度，本想是巩固海防，结果不仅没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在沿海地区激化了矛盾。商人不许海上贸易，渔民“禁民入海捕鱼”。结果是“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在长崎，明时曾住有二三万华人。可以说，明代的海禁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但明朝廷，不仅没有调整这一制度，相反又不断升级海禁政策，倭寇非但没受到多少控制，相反越禁越多，到了嘉靖年间，倭患达到高峰（见图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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