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60170
“倭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倭作为一个与中国邻近的岛国，汉唐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文化往来，也有商业往来。唐以后，国家重心从中原大陆向南方转移，海洋成为大宋朝廷的经济仓库。所以，大宋与日本、高丽海上交往频密。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舶货以黄金和木材为大宗，还有一些工艺制品，尤以日本倭刀最受中国人喜爱。
1707060171
1707060172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
1707060173
1707060174
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
1707060175
1707060176
卖珠入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缾。
1707060177
1707060178
当垆重货不重宝，满贯穿铜去求好。
1707060179
1707060180
会稽上吏新得名，始将传玩恨不早。
1707060181
1707060182
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
1707060183
1707060184
这是宋代诗人梅尧臣的赏玩日本刀的一首诗，名为《钱君倚学士日本刀》。据说，北宋欧阳修是最早写《日本刀歌》的，后来“日本刀”就成了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抛开诗家的故事不说，可见日本刀在宋代是一种时尚之物。
1707060185
1707060186
海上商贸活跃，走私与海盗也相伴而生。由于日本商业活动的快速发展，货币广泛流通，使得国内铜矿匮乏的日本，铜钱流通量严重不足。于是，日本市场交易干脆使用中国铜钱，虽然，南宋朝廷严禁走私中国铜钱，但日本海商铤而走险，并大获成功。这大约就是日本早期的海上走私。
1707060187
1707060188
虽然，《宋史·日本传》中有“倭船的火儿滕太明打死郑作”的记载。但宋代的中日海上走私，并没有形成武装贩运的规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兴起于朝代更替的特殊时期。比如，南宋灭亡时，一批宋末将领，先后下海为盗。有意思的是蒙元兴办海运时，这些海盗又被招安成为海运功臣。如，元代海运漕粮的万户朱清，就是下海为盗的宋末将领。元末明初时，海盗也多有蒙元军队的背景，这伙人不仅抢劫海上商船，还大举攻击海岸目标。这种朝代更替时的海盗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交替之时。
1707060189
1707060190
所以，“倭”和“倭寇”对中国来说是很特殊的词，它不单单指日本，也不单单指日本的海盗，而是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军人有商人的混杂的海上利益集团。
1707060191
1707060192
大明代替蒙元之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姓王朝，拒绝承接蒙元发展起来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虽然，永乐明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也只是大明王朝的“形象工程”，为的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非为了开放海上贸易。所以，明廷在太仓造了那么多大船，那也只是供朝廷下西洋之用，老百姓是绝对不许造大船的。当然，从朱元璋开始就定下的大明海禁的基调，也有着海防的意思，因为大明初立，“倭寇”多为流亡海上的蒙元军水师旧部，如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军队。东南沿海的岛屿与大陆之间，海防任务艰巨。所以，明代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密集的海防。这一点，我们从《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1707060193
1707060194
其实，以对日海上贸易而论，中日的海上贸易，早在蒙元一朝就已结仇。
1707060195
1707060196
元世祖忽必烈曾因恼怒日本国不肯臣服，两度征讨日本。此后，日本与中国的往来，多以“入元僧”为主。这些“入元僧”归国以后，利用寺院空地，摹拟吴山越水，营造出日本独有的“枯山水”庭园。同时，倭商也利用僧侣往来之便，进行中日海上商贸活动。但蒙元朝廷的官吏对倭商深怀敌意，抬高货物进出关税，由此还引发了倭商焚掠庆元府衙事件。日本与蒙元的仇恨越结越深，倭商铤而走险的事也越来越多，日本海商慢慢沦为海盗倭寇。大明实施严厉海禁之后，穷途末路的中国海商，干脆和倭寇合流成为海盗。此外，还有趁机浑水摸鱼的日本浪人，以及真正的倭寇——流窜在外的日本国罪犯团伙，这些复杂的成分和在一起，构成了大明中国的“倭患”。
1707060197
1707060198
说到“倭患”，有一点还应明确：日本之倭寇，并无官方背景。日本朝廷非常支持大明朝廷海上剿匪。据明王忬《题本》载，永乐初，朱棣命太监郑和等招抚四番，日本独先纳贡，同时送来倭贼二十人。成祖让日本使节自己去处置倭贼。日本使节回到明州港，即在海边支起大铜锅，将这二十倭贼丢入沸水蒸腾的大锅中。
1707060199
1707060200
明代的海禁制度始于朱元璋，这在《明太祖实录》里记录得很清楚：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罢唐宋以来就存在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1707060201
1707060202
《大明律》为海禁规定了严酷的惩处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1707060203
1707060204
明朝廷的这一制度，本想是巩固海防，结果不仅没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反而在沿海地区激化了矛盾。商人不许海上贸易，渔民“禁民入海捕鱼”。结果是“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在长崎，明时曾住有二三万华人。可以说，明代的海禁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但明朝廷，不仅没有调整这一制度，相反又不断升级海禁政策，倭寇非但没受到多少控制，相反越禁越多，到了嘉靖年间，倭患达到高峰（见图8.3）。
1707060205
1707060206
史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秋，倭寇在当地贼首陈东引领下，突袭刘家港。三十二年，海盗汪直引倭船十一艘，掠宝山、闯浏河，登岸剽劫；此后，萧显又引倭寇两千多人大举登陆，沿娄江袭太仓、昆山，转而掠嘉定、青浦、松江，进犯上海；贼首徐海领倭寇数百人，直入青浦白鹤进犯太仓，还有一股倭寇700余人，在贼首何八带领下，直奔大仓，两股倭寇协同作战，合围太仓城……
1707060207
1707060208
1707060209
1707060210
1707060211
图8.3 这是绘制于1558年的《倭寇图卷》中的《出征图》，此部分表现了大明正规军出征场景，前有刀盾手、长枪兵为先导，后有肩扛斩马剑、蝎子尾……现藏日本东京大学
1707060212
1707060213
历史记下了，像俞大猷这样的南直隶兵备总兵，扫平倭寇的大英雄；同时，也留下了有识之士对海禁的批评与抗争。
1707060214
1707060215
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番人失利乃为寇”“而王五峰、毛海峰等，遂以华人居近岛，袭王者衣寇，假为番寇，海上无宁岁矣”“御史董威，乃复请宽海禁，是浙倭之乱，咸浙人自致之。”
1707060216
1707060217
明王世懋在《策枢》中说：“商货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货贩无路，终岁海中为寇，曷能已也。”随后，王世懋建议说：“莫若奏闻于朝，修复旧制。沿海凡可湾泊船处，及造船出海处，各立市舶司。凡船出海，纪籍姓名，官给批引。有货税货，无货税船，不许为寇。若是国则利其用，民乐其宜，皆唯利而不复敢为寇矣”。
1707060218
1707060219
但这些批评与建议，并未被明朝廷所采纳，海禁未止，倭患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