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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亚士1488年绕过好望角后，欧洲人才“发现”南部和东部非洲，并将这一部分“发现”并入欧洲的世界地图；再后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欧洲人又将这个“新大陆”并入他们的世界地图中；再后是麦哲伦环行世界，世界地图才算真正“混一”了。东方与西方的世界地图，才在激烈地历史大碰撞中融为一体，生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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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世界地图和全新的世界观进入中国，还要等待另一次东西文化的大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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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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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明中国停止远洋航行之际，西方世界正酝酿一股席卷世界的航海狂潮。1488年葡萄牙的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后，达·迦玛沿着他的航线跨过印度洋，在印度登陆。此后，以印度为基地，葡萄牙人展开了占领东方市场的宏伟计划：占领亚丁——控制红海通道；夺取霍尔木兹——控制波斯湾通道；攻占马六甲——控制东部通道。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对这一切竟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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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通志·夷情上》载：“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大明边境上的香山澳（今澳门），就这样生出一个“番鬼城”。葡萄牙人以修船为名赖在香山澳不走了，顺着葡萄牙人开出的航路，西班牙人也来了；意大利人也来了。这些洋人将东来第一站选在了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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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位于珠江三角洲顶端的西江边上，江海交汇，水陆交通便利。早在西汉时，这里即立高要县；隋时，高要升为端州府；宋时，书法家皇帝宋徽宗赵佶，穿上龙袍之前曾为端王。后来，为纪念福之肇始于端州，遂将此地改为“肇庆府”，并亲题了三个瘦金字。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提督吴桂芳正式开府肇庆。这里又成为两广政经中心，自然成为西洋人登陆南中国的首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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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6月，36岁的罗明坚抵达澳门，他被称为首位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其实，1552年，西班牙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就已抵达澳门。更早的元朝，也从海上来了不少洋教士）。1582年春天，通过当时最有话事权的葡萄牙驻澳官员疏通，罗明坚得以在肇庆落脚，并很快将正在印度果阿（葡萄牙东方殖民活动的中心）传教的玛提欧·利奇调来当助手。为融入中国社会，玛提欧·利奇给自己起了一个载入中西交往史册的中文名字——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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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二人在肇庆落脚，仿照和尚的样子剃光了头发，改穿僧服；并请求地方官批一小块地，让他们建一座敬神的小房子。斯时正在西江边上兴建镇河宝塔的知府王泮，就在他的宝塔旁边，批给西僧一块土地。万历十三年（1585年），漂亮的小教堂与王泮的崇禧塔同时落成。不知这西洋教为什么宗教的王泮，亲题两块匾额送给教堂：一块“西来净土”，一块“仙花寺”。1588年，王泮升任湖广布政使，并离开了肇庆（同年，罗明坚回意大利）。临走的前一年，当地人为了纪念来自绍兴的王泮，在肇庆为官八年的贡献，特在崇禧塔西侧为他修了一座“王泮生祠”。这座建筑的后殿仍在，崇禧塔仍立在西江边上；但今天已无法找到利玛窦“故居”——仙花寺了。旧址上，而今只有一个石碑，上书“利玛窦仙花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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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仙花寺这个阵地，利玛窦便摆开了西洋文化的场子：西方书籍、自鸣钟、望远镜、地图……在这个图书馆、展览馆兼文化沙龙的寺院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带来的那幅《世界地图》。利玛窦指着地图，讲述自己在哪里出生、从哪里来到中国、经过了哪些国家……饱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书生，大开眼界。知府王泮是个精明人，即刻请利玛窦把这幅地图翻刻成中文版的世界地图。于是，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起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并且有汉字注释的世界地图。王泮为此图题了一个中国式的名字：“山海舆地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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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就这样拥有了第一张中文版的世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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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最擅长捕捉中国人的弱点，尤其是他们要进入中国社会的时候。利玛窦很快就发现，在中国人看来“世上没有其他的国家、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发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发自卑……另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也就是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仙花寺出现，并非偶然。借助世界地图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进而改变对欧洲人的看法，是利玛窦的文化策略；但他没有料到，地图中的中国位置会成为东西文化一次耐人寻味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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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舆地全图》绘成后，王泮的目光在地图上扫了半天，才找到“我泱泱大国”，知府大人对“置中国于地图之极东一角”，表示了不满：“世界唯中国独大，馀皆小，且野蛮”。刚刚落脚肇庆的利玛窦感到了主人的不快，决定以东方视角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与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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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早就消失了，它到底是啥模样，没人能确切描述出来。2000年以郝晓光为首的几位地图学学者，根据史料加推理，复原出了一幅《山海舆地全图》示意图，使人们对最初的那幅地图有了形象的认识。而据地图史学家考证，最接近《山海舆地全图》的是明代的理学家九江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1585年编撰的《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名字已经不一样了）。这张地图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仿制图。《舆地山海全图》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这似乎证明了：除《山海舆地全图》外，利玛窦后来画的所有世界地图，全都是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的。400多年过去，直到今天，这款“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虽经无数次修正，越画越准，但却从未走出“利玛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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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许被利玛窦改图而“事件”化了，但它确实是研究中国封建思想史的一个值得反复思索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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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他的学生游文辉为纪念引他入教的老师，很快绘出了布上油画《利玛窦肖像》（见图8.6），画纵120cm，横95cm。画中利玛窦身穿汉服直裰（音duō），这种衣服斜领大袖，四周镶边，因后背中缝直通到下面，故名直裰。这幅著名的利玛窦儒服肖像后来由传教士金尼阁带回罗马，现保存于罗马耶稣会总部Chiesa di Gesu大教堂。这幅画也被美术史学认定为中国第一幅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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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耶稣会学习油画的信徒和利玛窦的学生，这幅肖像可看作游文辉两重的“反哺”吧。利玛窦去世后，1617年游文辉转到杭州继续画画与传教，直到1633年逝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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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观并没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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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不论是把中国放在中央的，还是置于一边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也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世界图景。这是中国与世界亲密接触的极好机会，但机会并非变革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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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病逝，他的学生游文辉为纪念引他入教的老师，很快绘出了布上油画《利玛窦肖像》。这幅画也被美术史学认定为中国第一幅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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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01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年，利玛窦才等来了进京拜见万历皇帝的机会，此时四十岁当了三十年皇帝的朱翊钧，已经称病不朝。但这位“西洋陪臣”还是献上了系列礼品：天帝母图像、天帝经、自鸣钟、建筑绘画、铜版画、西洋琴、沙刻漏、乾罗经，还有一张被叫做《万国舆图》的世界地图和不久前在荷兰出版的奥特里乌斯编辑的有五十多种各国地图的《世界概观》地图册。万历皇帝是否看了世界地图集，我们不得而知。但那幅《万国舆图》万历皇帝非常喜欢，他令工匠把这幅世界地图分成12幅，做成屏风。世界地图就这样变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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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最为我们熟知的为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此图的李之藻原刻版，共有七件，都保存在国外）。国内保存有此图的彩绘摹本，为六屏幅，纵168厘米横380厘米，原藏北平历史博物馆，1936年为避战火运至南京，现藏南京博物院。此图是当时世界的最接近于真实的地图，上面有9条船，15头海洋动物，南极大陆有8头动物，还用中文记有各种传说和猜想。图称中国为“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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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观，并没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在世界地图面前“崩溃”。虽然，此后的中国绘制的地图愈发精致，但对世界的知晓却依旧寥寥。至于，中国皇上的世界观，仍然坚挺得很，也固执得很。直到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进北京后，中国上上下下的世界观，才在枪炮声中“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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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并非只有中国人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央，很多国家都是把自己放在地图的中央，欧洲的地理学也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因为，从便于使用地图的角度讲，把自己的国家放在世界的中央，是合乎“情”，也合乎“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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