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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内阁首辅福建人叶向高退职归里，途经杭州，在杨廷筠寓所与艾儒略结识，便邀请艾儒略南下入闽传教。1624年12月29日，艾儒略与叶向高坐船到达福州，开始了在闽25年的传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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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耶稣会在中国刻印出版汉文著作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也是艾儒略出书最多的时期，总共出版了《性学觕述》《三山论学纪》《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扬淇园园先生事迹》《弥撒祭义》《利西泰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等十五种书，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诸方面知识，因而该时期也成为了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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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儒略一心在福建传教之时，中国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变。大清灭明，“爱儒”的艾儒略介入了反清斗争，与史可法讨论在澳门筹备抗清之事，但史可法的军队才到浦口，清兵便已经进入北京。艾儒略只得折返福州。1645年，南明隆武帝于福州登基，赐匾予支持抗清的福堂。次年，清军攻入福州，艾儒略随反清人士逃亡，后因疾病缠身，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灵柩被移往福州，葬于城外十字山。但现在人们拜祭艾儒略时，那个墓园已不是当年的十字山了。1999年，因为福州房地产开发，土地开发商以莲花山墓园一隅辟作天主教公墓来与教会交换原有墓地的产权，艾儒略遗骨被火化后迁至新了墓园。还好，这位来华36年的西学传播者，总算留下了一个“安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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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位西来的“职方”尽职尽责地在中国写“外纪”，受其开眼之惠的中国儒生送给艾儒略一个极高的称号——“西来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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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善本的中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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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记录网上还能查到：一页正反两面印刷的古登堡《圣经》，标价45万港币。哇——以前只知宋刻本是按页论价的，每页与金箔价格差不多，甚至还高。首届古书展我没赶上，2009年的这一届总算赶上了。在香港展览中心展览馆，我有幸看到了传说中的西文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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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古书展的展厅，我直奔那部4开的英文《圣经》。它的来历可不简单，当年亨利八世为与老婆离婚迎娶第三者为妻，毅然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成为英格兰僧俗两界的最高领袖，1536年又下令用英文诵读《圣经》，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教国家——而这里展出的即是1611年英国皇家“钦定版”英语《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最早的“雅思”教材，英格兰语文就是从这本英国的“书经”起步的，它对英语的普及与规范功高至伟。英国历史学家格林宣称，“英国人是一本书的民族，这本书就是《圣经》”，英国文学史家圣茨伯里则说，只熟读一部《圣经》就能成为文学家——这本标价155万港币的古书，“古”得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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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展会上还有一半展品是中国的善本书，这些书有很多来自海外。有人把这些本子的流动解说为“中西文化交流”。但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中国善本多是被殖民者以各种手段从我国以“文物”的目标掠走的（比如，敦煌经卷），那是流血一样的流失。而中国现有的西文善文则是当年西方殖民者以文化和科技输出方式进入中国，这种文明养料，味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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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展览，我很想说一下中国的西文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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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入华的历史，依我粗浅地划分，大体是两块：一是汉唐一脉，为首次西学东来，实是“东学”东来，因为此“西”多集中于印度与西亚；二是明清一脉，为第二次西学东来，这一次的“西”则涉及整个欧洲。由于西方金属活字印刷诞生于1450年左右，所以印刷品意义上的西文善本，只能产生于第二次西学东来。西文善本于明代进入中国，具体讲是万历年间，我们就有了今天被称之为“西文善本”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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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582年来华，翻开了西学东来划时代的一页。其中最伟大的成果当是引入《几何原本》。这部在西方世界影响仅次于《圣经》的科学巨著，在1482年有了第一个印刷版本后得到了更加广泛地传播。利玛窦在印刷版本诞生百年之后，为中国带来的是它的1574年印刷版本，此书经过了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翻译整理。恰好是香港举办首届国际古书展之日（2007年11月上旬），利玛窦的后裔利奇先生和徐光启、熊三拔（非直系后代）的后裔在上海相聚，纪念徐光启、利玛窦合译（熊三拔也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研讨）《几何原本》400周年——当年，正是利玛窦“科技开路，曲线传教”的思想和后来的那本《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才引发了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今天看也是西文善本史）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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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冥冥中的承继关系，利玛窦在北京病逝的这一年（1610年），又一位传教士在澳门登陆，他就是比利时的金尼阁。5年后，他在回国的船上用拉丁文翻译了利玛窦以意大利文写成的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他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的出版引起了欧洲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热潮。正是这次回国期间，佛兰德的大画家鲁本斯，在1617年为金尼阁画了一幅油画肖像（见图8.9），后世才得以知道这位伟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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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的春天，金尼阁率领20余名新招募的传教士再次踏上来华旅途。海路遥遥，有7名传教士病死在路上，其中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同船来华的有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泛际等学养深厚的传教士，他们都成了在中国传播西学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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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佛兰德的大画家鲁本斯，在1617年为金尼阁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后世才得以知道这位伟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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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尼阁二次来华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即为中国耶稣会建立一个图书馆。为此，他与同伴邓玉函从欧洲各地挑选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加上教皇所赠的500册书，共有7000册书装船运往中国——如此规模，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大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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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金尼阁携书抵达中国澳门，由于此前发生过“南京教案”，这批西书只好分批运进大陆，并辗转被带到北京，但后来也只有部分运到耶稣会图书馆。耶稣会撤销后，这部分西书又进入北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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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首届香港国际古书展的人，将有幸见到1543年德国首次出版的《天体运行论》，标价150万美金。而金尼阁带入中国的7000部西书中，恰好就有1566年的瑞士巴塞尔的第二版《天体运行论》。这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巨著，在1616年曾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但它却能辗转进入中国，实在是万幸。不幸的是《天体运行论》没有像《几何原本》那样被翻译成中文，和那批东来的西书一样寂寞地躺在异乡，成为“没人读过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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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金尼阁来华之初曾拟定庞大的翻译计划，并联系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徽、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但金尼阁在杭州早逝，最终除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徽等人翻译成中文外，绝大部分西文书籍不仅没发出华夏之声，而且不知所终，死不见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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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后世留下一个凄凉的名字——“金氏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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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年过去，即使找不回“金氏遗书”，人们也想知道，金尼阁带来的7000西书都是些什么书。我曾请教过一位正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小姐，请她查一查欧洲是否有这7000部古书的书目。她没能找到这方面的东西，西方没有这些西书的答案。唯一能透露出一点“金氏遗书”信息的，只有那个著名的编目——《北堂书目》。它以书目的形式显示：“金氏遗书”曾经“存在”，今且“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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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北堂，其“堂”即教堂；北京当时有东、西、南、北四大教堂；北堂即后来的西什库教堂，坐落在旧北京图书馆的斜对面。所谓《北堂书目》，是北堂图书馆明清藏书的目录，是300多年西学东传的文献缩影，其中包括“金氏遗书”的部分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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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藏书十分复杂，它有老北堂藏书和新北堂藏书之分。新北堂藏书是1860年英法联军进北京，天主教财产被归还以后，南堂藏书与北堂藏书正式合流以后的北堂藏书。由于老北堂藏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书目，所以，“金氏遗书”的书，就这样混入新北堂的书中，想《北堂书目》中分辨出来，实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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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书国，即使是看不懂的西书，知识界也高看一眼。《北堂书目》就是应北京知识阶层的请求，于1939年启动的。此工程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介绍，得到美国洛氏基金的支持，由辅仁大学负责编辑。1944年出版了北堂藏书的第一部书目，即法文部分书目；194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拉丁文书目和其他各国文书目。1949年《北堂书目》交由教会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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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堂书目》中难辨“金氏遗书”，但它却是目录意义上的“西文善本大全”。找不到也摸不到“金氏遗书”的中国文献学家，只好把研究西文善本的热情投入到研究《北堂书目》的工作中，是他们的精细统计使我们得以知道：当年的北堂收藏了法文、拉丁文、意大利、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希腊文、荷兰文、英文、希伯来文、斯拉夫文和波兰等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古书。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拉丁文古书，而后是法文古书。据参与过1978年“北堂书”清点的专家说，其中至少有两种是1450——1500年的印本书籍，属于西善极品“摇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