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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遗书”名声极大，但绝大部分来自南堂所藏，大约1300种；而东堂、西堂和北堂三堂的藏书加起来，才300余种。此外，还有镇江、济南、杭州、南京、上海、正定、武昌、开封等住堂的藏书，和几位主教的私人藏书近千种，加上来源不详的图书2000千余种，共4101种5133册。但“四堂”总藏书量，仍不及金尼阁的“七千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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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做统计，人们很容易认为传教士带来的书都是宗教书。其实不然，《北堂书目》中的宗教类图书，仅占所藏的三分之一。计有圣经、教父学、神学教义及伦理学、辨证神学及神秘主义、教规法及民法、布道及教义问答、祷告书、禁欲主义等，共2000余种。北堂藏书的三分之二，是自然与社会科学类。计有历史、自然史、哲学、文学、几何学及水文学、数学、天文学及日晷测时学、物理学及化学、机械学及工艺学、医药学、语言学、传记、杂类等，共300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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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叹惜：当年若把“金氏遗书”或“北堂藏书”全部翻译过来，我们的大明、大清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面貌？但历史不是游戏，历史是你不得不接受那个结局：明清一脉，中国人依然热考“四书五经”，不问科学，遑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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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遗书”显然是见不到“全尸”了，但还有北堂藏书。这么多身世复杂、价值连城的西文善本，而今，都在哪个“高阁”里“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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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北堂书目》及北堂所藏的西书善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其中，至少有四种（五册）1450——1500年间出版的珍贵“摇篮本”，其次才是这里所说的那些西文善本，这些古书有的在西方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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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人见过第二版的《天体运行论》，它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里，蓝布函套，犊皮封面，扉页上有与金尼阁同船来华的传教士罗雅谷的拉丁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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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曾拜访过国图善本部，原打算走“后门”拜见善本，结果是“没门”。不久前，见到上海交大的科学史博士江晓原先生，与他说起此事。他说，当年为做毕业论文也曾找过“北堂遗书”，结果也是见不到。他告诉我：“此中说法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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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信息称，国图善本目录中收录了1953种西文和日文书籍。但北堂藏书不包括此目录之内。由于“种种原因”吧，北堂藏书还不能对内或对外开放，“金氏遗书”的最终面目，仍无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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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祝愿这些西文善本——大善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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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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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话并不一定错了，但却完全忽略了明朝——中国就没闭上眼睛。不说郑和下西洋后，《武备志》里展现了“郑和下西洋航海图”，单说万历朝，利玛窦给中国带来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令大明知识界乃至皇帝都看到了全新的世界地图，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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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仅从地图的角度看去，不仅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够准确，连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划在鸦片战争，也值得商榷。我更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位于明代，至少在与地理学的意义上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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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西方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它靠着两个致命的武器，终结了欧洲的封建社会，使欧洲开始向全新的社会形态过渡。文艺复兴并非如它的四不像的汉译命名一样是“文艺”的“复兴”，而是一种再生，是自由意识觉醒。它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一是发现“人”；二是发现“世界”。前者是将神权的统治扭转到人文主义的轨道上来，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文化的进步，进而为资本主义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后者是发现“世界”，大航海带来了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东方与西方、旧大陆与新大陆，相互碰撞，世界格局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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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虽然，这种参与有着极大的被动性，但相对于西方而言，整个东方差不多都是被动的，被动地从传统社会中拉扯出来，加入到世界的“三千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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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世界史，此后的中国史，已无法再简单地归入各自的独立的编年史中，世界史、世界近代史与各国的国史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也是如此，从此刻开始，已不能再单独书写，它将进入到世界近代史的大格局中，重新定位这一段的中国史和中国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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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以自己为世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将中国图景绘入世界地图，一直是西方的一项伟大地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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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地理学先师托勒密公元2世纪描绘的最早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是不存在的，印度是世界的最东边。这样的认识在西方足足持续了一千年，直到1375年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的诞生。在这幅细密画风格的地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泉州）港，皆在其中；但元蒙帝国的边界完全不准确，比例也和实际相差甚远。这是马可·波罗东方旅行之后，最清晰地描绘了中国的西方世界地图。不过，此时离新大陆的发现，还有一百多年，世界仍是残缺的。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507年德国教士瓦尔德西缪勒绘制并出版加入了美洲的全新世界地图——世界终于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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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里乌斯《世界剧场》，即《世界概观》的世界地图集1570年首次出版后，大受欢迎，此后，这部地图集经过多次增补，在1584年荷兰安特卫普版的《世界概观》中，出现了西方世界第一幅单张中国地图，并以“CHINAE（中国）”作为图名（见图8.10）。这幅中国地图由葡萄牙地理学家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 Georgio）绘制，他的另一个名字叫乔治·德·巴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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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奥特里乌斯1585年在荷兰安特卫普出版的《世界概观》地图集，它收录了一幅葡萄牙地理学家乔里奥所绘制的《中国地图》，这是西方世界的首张单幅的中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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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打通马六甲航线后，有机会自南海接触到中国和中国地图。据信，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已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10年后，乔里奥的这幅中国地图。这幅中国地图也是一张中国分省地图。它标出了明朝当时15个省份中的13个省份的位置及名称，这些省份有：广西（QVAN CII）、广东（CANTAM）、福建（FOQVIEM）、浙江（CHEQVIAM）、南京（NANQVII）、山东（XANTON）、京师（QVINCII）、贵州（QVICHEV）、陕西（XIAMXII）、山西（SANCII）、云南（IVNNA）、河南（HONAO）、江西（FVQVAM抚州）。四川和湖广则没有标出。其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岛也标注得较为清楚，如：澳门（但误为珠江口东岸）、厦门、宁波、海南岛、台湾岛等。这幅地图的另一贡献是，第一次在西文的中国地图上绘出了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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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年，西方通过《世界概观》知道了中国的图景与位置，这一年，中国也首次拥有了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全图，即利玛窦在广东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1585年，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就这样连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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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外交引领大明跨入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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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海洋外交来看大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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