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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话并不一定错了，但却完全忽略了明朝——中国就没闭上眼睛。不说郑和下西洋后，《武备志》里展现了“郑和下西洋航海图”，单说万历朝，利玛窦给中国带来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令大明知识界乃至皇帝都看到了全新的世界地图，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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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仅从地图的角度看去，不仅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够准确，连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划在鸦片战争，也值得商榷。我更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位于明代，至少在与地理学的意义上是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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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西方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它靠着两个致命的武器，终结了欧洲的封建社会，使欧洲开始向全新的社会形态过渡。文艺复兴并非如它的四不像的汉译命名一样是“文艺”的“复兴”，而是一种再生，是自由意识觉醒。它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一是发现“人”；二是发现“世界”。前者是将神权的统治扭转到人文主义的轨道上来，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文化的进步，进而为资本主义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后者是发现“世界”，大航海带来了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东方与西方、旧大陆与新大陆，相互碰撞，世界格局因此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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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然不能置身事外，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虽然，这种参与有着极大的被动性，但相对于西方而言，整个东方差不多都是被动的，被动地从传统社会中拉扯出来，加入到世界的“三千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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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世界史，此后的中国史，已无法再简单地归入各自的独立的编年史中，世界史、世界近代史与各国的国史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也是如此，从此刻开始，已不能再单独书写，它将进入到世界近代史的大格局中，重新定位这一段的中国史和中国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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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以自己为世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将中国图景绘入世界地图，一直是西方的一项伟大地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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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地理学先师托勒密公元2世纪描绘的最早的世界地图中，中国是不存在的，印度是世界的最东边。这样的认识在西方足足持续了一千年，直到1375年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的诞生。在这幅细密画风格的地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泉州）港，皆在其中；但元蒙帝国的边界完全不准确，比例也和实际相差甚远。这是马可·波罗东方旅行之后，最清晰地描绘了中国的西方世界地图。不过，此时离新大陆的发现，还有一百多年，世界仍是残缺的。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507年德国教士瓦尔德西缪勒绘制并出版加入了美洲的全新世界地图——世界终于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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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里乌斯《世界剧场》，即《世界概观》的世界地图集1570年首次出版后，大受欢迎，此后，这部地图集经过多次增补，在1584年荷兰安特卫普版的《世界概观》中，出现了西方世界第一幅单张中国地图，并以“CHINAE（中国）”作为图名（见图8.10）。这幅中国地图由葡萄牙地理学家路德维科·乔里奥（Ludovico Georgio）绘制，他的另一个名字叫乔治·德·巴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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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奥特里乌斯1585年在荷兰安特卫普出版的《世界概观》地图集，它收录了一幅葡萄牙地理学家乔里奥所绘制的《中国地图》，这是西方世界的首张单幅的中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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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打通马六甲航线后，有机会自南海接触到中国和中国地图。据信，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古今形胜之图已于1574年传入西班牙。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10年后，乔里奥的这幅中国地图。这幅中国地图也是一张中国分省地图。它标出了明朝当时15个省份中的13个省份的位置及名称，这些省份有：广西（QVAN CII）、广东（CANTAM）、福建（FOQVIEM）、浙江（CHEQVIAM）、南京（NANQVII）、山东（XANTON）、京师（QVINCII）、贵州（QVICHEV）、陕西（XIAMXII）、山西（SANCII）、云南（IVNNA）、河南（HONAO）、江西（FVQVAM抚州）。四川和湖广则没有标出。其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岛也标注得较为清楚，如：澳门（但误为珠江口东岸）、厦门、宁波、海南岛、台湾岛等。这幅地图的另一贡献是，第一次在西文的中国地图上绘出了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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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年，西方通过《世界概观》知道了中国的图景与位置，这一年，中国也首次拥有了西方人绘制的世界全图，即利玛窦在广东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1585年，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就这样连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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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外交引领大明跨入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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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海洋外交来看大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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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500年到1700年之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是在平和中进行的，甚至，一直到1840年前，中国社会一直与西方世界都没有大的正面冲突。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同西方人打外交战，甚至小的战争。恰恰相反，晚清的屈辱，在大明时已留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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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被马可·波罗的游记所激发。在1492年哥伦布西行寻找中国撞上美洲之后。葡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在里斯本出版。虽然，1502年这个葡文版比1307年的法文版，晚了二百年，但它激起的到东方去的欲望，却非同凡响。葡文版的前言中说：“向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鼓动对那片叫做Syne Serica（中国）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Catayo（契丹，古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称呼，一度代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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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世界相遇，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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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年，葡萄牙人塞戈拉（Diogo Lopesde Sequeira）自里斯本率六艘船只远航满剌加（马六甲）。葡萄牙国王特颁指令，要求他汇报在满剌加的中国人的情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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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已经拿下了马六甲的葡萄牙，派出特使皮瑞兹沿南中国海北上，先后到达广州和北京，要求通商，但被大明政府拒绝了。1553年葡萄牙人不再提通商要求，而以修船为借口，在澳门“借住”，一住就是4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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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广东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和此后艾儒略神父编成《职方外记》等著作，天朝中国总算有人明白，天外有天，如万历朝进士谢肇淛在他的博物著作中《五杂俎》所言：“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此时的国人，不仅借地理学开阔了眼界，而且，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并列而谈，没有摆出“华夷”的鄙视外来文化的大架子，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全球化心态。新的地理学为大明开启了一个融入世界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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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大举进入南太平洋的荷兰人，首次占领了澎湖岛，1624年二次占领此地失败后，转而占据了南台湾。以制作地图名闻天下的荷兰人，很快画出了荷兰版的台湾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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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在荷兰人占领南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1626年，以保护吕宋的中日贸易为名，率几艘大帆船侵入北台湾，随后在基隆建起了港口，定名为特里尼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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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亲率25000将士，战船数百艘，从金门出发，经澎湖，突进台湾西南部的台江内海，于第二年元月，攻打大员（今台南），收复台湾。瑞士阿尔布列·赫波特1669年出版的《爪哇、福尔摩沙、印度和锡兰旅行记》中，刊载了这幅《郑成功围攻热兰遮》插画，它也是郑成功1661年攻打台湾的纪实海战图（见图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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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表明早在16至17世纪，大明政府已经在主权、军事、贸易、文化、宗教诸问题上与世界展开了正面交锋，包括直接与海上进犯澎湖台湾的洋人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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