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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500年到1700年之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是在平和中进行的，甚至，一直到1840年前，中国社会一直与西方世界都没有大的正面冲突。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同西方人打外交战，甚至小的战争。恰恰相反，晚清的屈辱，在大明时已留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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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被马可·波罗的游记所激发。在1492年哥伦布西行寻找中国撞上美洲之后。葡文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在里斯本出版。虽然，1502年这个葡文版比1307年的法文版，晚了二百年，但它激起的到东方去的欲望，却非同凡响。葡文版的前言中说：“向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鼓动对那片叫做Syne Serica（中国）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Catayo（契丹，古欧洲人对中国北方的称呼，一度代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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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世界相遇，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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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年，葡萄牙人塞戈拉（Diogo Lopesde Sequeira）自里斯本率六艘船只远航满剌加（马六甲）。葡萄牙国王特颁指令，要求他汇报在满剌加的中国人的情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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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已经拿下了马六甲的葡萄牙，派出特使皮瑞兹沿南中国海北上，先后到达广州和北京，要求通商，但被大明政府拒绝了。1553年葡萄牙人不再提通商要求，而以修船为借口，在澳门“借住”，一住就是4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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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广东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和此后艾儒略神父编成《职方外记》等著作，天朝中国总算有人明白，天外有天，如万历朝进士谢肇淛在他的博物著作中《五杂俎》所言：“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此时的国人，不仅借地理学开阔了眼界，而且，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并列而谈，没有摆出“华夷”的鄙视外来文化的大架子，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全球化心态。新的地理学为大明开启了一个融入世界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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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大举进入南太平洋的荷兰人，首次占领了澎湖岛，1624年二次占领此地失败后，转而占据了南台湾。以制作地图名闻天下的荷兰人，很快画出了荷兰版的台湾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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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在荷兰人占领南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1626年，以保护吕宋的中日贸易为名，率几艘大帆船侵入北台湾，随后在基隆建起了港口，定名为特里尼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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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4月30日，郑成功亲率25000将士，战船数百艘，从金门出发，经澎湖，突进台湾西南部的台江内海，于第二年元月，攻打大员（今台南），收复台湾。瑞士阿尔布列·赫波特1669年出版的《爪哇、福尔摩沙、印度和锡兰旅行记》中，刊载了这幅《郑成功围攻热兰遮》插画，它也是郑成功1661年攻打台湾的纪实海战图（见图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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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表明早在16至17世纪，大明政府已经在主权、军事、贸易、文化、宗教诸问题上与世界展开了正面交锋，包括直接与海上进犯澎湖台湾的洋人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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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方列强，如西班牙与荷兰的战争也打到了中国南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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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交，从此不再是昔日的西域式“和亲”外交，南洋式的“朝贡”外交；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已进入了世界的视野与纷争之中。不过，此时的大明王朝，尚以帝国的姿态雄霸东方。不仅周边邻国多听命于大明王朝，连刚刚介入东方纷争的西方列强，也对大明敬畏三分。所以，大明直到垮台，也没有遇到来自西方的太大的挑战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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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 《郑成功围攻热兰遮》原载于瑞士阿尔布列·赫波特1669年出版的《爪哇、福尔摩沙、印度和锡兰旅行记》。它是一幅精美的插画，也是郑成功1661年攻打台湾的纪实海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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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明代的中国与世界，是在温和中握手。由于没能完全融入新的世界之中，中国又在温和中与世界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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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170705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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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第九章 认识世界，师夷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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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职贡图》固化的“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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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存世的有三大《职贡图》，前文说到两个，一是南朝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职方图》，二是唐代阎立本所绘《职贡图》，另一个就是清乾隆谕旨绘《职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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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务与外交文献中，有两个“职”被常常提及，一是职方，即古代职掌方面之官，是古官名。同时，也代指版图，泛指国家疆土。二是职贡，是指藩属或外国对于朝廷按时的贡纳，这两个词先秦就已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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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职贡图》已不可考，存世最早的是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年）所绘《职贡图》，南朝梁都建康（今南京），宋、齐、梁、陈先后在此建都，所以，此画顺理成章地收藏在南京博物院。不过，此画已是宋代摹本，今存残图为，纵25厘米、横198厘米。原图共绘有25国使，残本仅为12国使，即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等使臣像。反映了南朝与各国友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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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阎立本所绘《职贡图》为手卷，绢本，设色，尺幅为，纵61.5厘米、横191.5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唐强大的国家，长安已是国际性都市，是欧亚大陆上的一个活动中心。阎立本的《职贡图》描绘的是唐太宗时期，此画主要表现的是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的国使来大唐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唐代存世的还有中唐画家周昉的一幅《蛮夷执贡图》，现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残画上有一胡服贡使，手牵一剑羚。画上有金章宗的题签，职贡，误题“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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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的《职贡图》存世的极少，北宋有李公麟的白描《五马图》，是西域向宋朝贡马的实录，也可算为《职贡图》。原画二战后失踪，珂罗版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元末有画家任伯温的《职贡图》，绢本设色，纵36.2厘米，横220.4厘米，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此图描绘的也是游牧民族入元朝进贡宝马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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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明代有郑和下西洋，应留下一批《职贡图》，但实际上，明代《职贡图》极少传世，仅有仇英的《职贡图》手卷，绢本设色，纵29.8厘米，横580.2厘米，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此图绘边疆少数民族进京朝贡的情景。此外，苏州昆山昆仑堂美术馆还藏有一幅明代佚名《职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