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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洪秀全。梁发1821年回故乡成亲时，因印布道书和私自离国出洋旧案，被当地政府判了30大板。在家养伤期间，编写《劝世良言》一书。1836年到广州参加童试的洪秀全，在逛街时邂逅正在散发《劝世良言》的梁发。梁发和他的《劝世良言》深深地影响了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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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林则徐。1839年，奉命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与两年前就曾写出《鸦片速改文》的梁发结识，两人相谈甚欢。林则徐不仅认真阅读了梁发的《鸦片速改文》，并且采纳了其中许多禁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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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初起之时，道光皇帝不知贩烟夷人来自何方，林则徐也是一头雾水。所以，奉命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一到广州，即刻寻找通译人才，收集“夷邦”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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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加入林则徐翻译队伍的翻译叫袁德辉。此人也有留洋背景，曾在马六甲天主教会学校学习，因成绩出众而获得马六甲英华书院奖学金。不到20岁时，即编译过《英语与学生辅助读物》。1827年回国后进入北京，被清廷聘为理藩院通译，曾两次奉命到广州收集西书。袁德辉第二次到广州收集西书时，被林则徐收为幕僚，随后与美国传教士伯驾一并翻译了瑞士法学家华达尔的《各国律例》。这是林则徐翻译工程的第一个学术成果，其译文不仅为林则徐谈判时使用，后来还被魏源收录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夷情备采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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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加入林则徐翻译队伍的就是梁发的长子梁进德。曾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过英文的梁进德，经父亲介绍进入林府，不仅每天要为林则徐翻译澳门、印尼、马来西亚出版的英文报纸和商务信函，还翻译一些世界地理、科技文化资料，让林则徐对国外有更多了解。后来成为《海国图志》母本的《四洲志》，就是这一时期梁进德为林则徐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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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广州搭建的“翻译班子”，共有四员大将，除袁德辉、梁进德之外，还有亚林和亚孟。其中，亚林比号称“中国留学第一人”的容闳，还早20年赴美留学。这个强有力的“翻译班子”相继编译了《各国律例》《四洲志》《华事夷言》《中国人》《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等西洋著作，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译介的外国文献。也正是有了这些通晓西文的人，才使林则徐和魏源等不识洋文的大人物得以成为“开眼看世界”一代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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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学习洋文，少不了要有洋师傅，也少不了要有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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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人来讲，中国的文字好比天书，所以，西洋人进入中国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纽霍夫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刊出的“中国文字符号”（见图9.4），简要地介绍了汉字的笔画添加，汉字的形和义就发生变化。同样，习惯了象形文字的中国人，也把洋字母视为天书，而帮中国人打开中文与洋文的译介通道的首要功臣当属明万历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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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西洋人进入中国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纽霍夫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刊出的“中国文字符号”，简要介绍了汉字的笔画添加，汉字的形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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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深感语言沟通之重要，1584年，他就与罗明坚神父合编了《葡华字典》；此后，又于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最为重要的是，他与郭居静神父合作，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了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开创了汉语拼音化的先河。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世翻译打开了一条便捷的西文汉译之路，说其功在千秋，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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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后期，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西洋语言，已由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转向了英语。所以，英国传教士自然充当了通译的角色。对于大清来说，第一位英语老师当属基督教新教最早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由于满清政府不仅禁教，而且严格控制洋人进入中国。为了能够取得居留中国的合法身份，25岁的马礼逊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成为该公司的中文通翻译员，并以此身份进入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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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具有很高的语言天分，他不仅很快学会了中国官话，而且还会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在翻译人才奇缺的年代，马礼逊的年薪高达500英镑。但马礼逊毕竟精力有限，无法完成大量的传教“教材”的翻译，和中英贸易中的商务翻译。于是，萌生了建立宣教士训练学校的念头，由于清廷禁止传教，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士训练学校，随他一起到马六甲的梁发，因此成为第一代英文翻译人才。他的儿子梁进德，后来也成为了一位出色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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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年，马礼逊因成功编写《华英字典》，获得了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1834年律劳卑勋爵被派到中国，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马礼逊为他的中文文书与通译员，此时，他的年薪涨到了13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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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洋合一的现代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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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450年德国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后，西方的印刷与出版业便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份印刷报纸是以17世纪初出现的欧洲国家报纸为标志。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1609年）、德国的《通告报》（1609年）、英国的《每周新闻》（其全名为《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河西岸地区、法兰西与荷兰的每周新闻》1621年），以及法国的《报纸》（1631年）。所以，当西洋人进入东方后，现代的传播手段也被带入东方，为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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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随罗伯特·马礼逊来到马六甲的梁发，加入苏格兰传教士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文期刊编辑队伍（见图9.5）。这本后来被史家认定为“世界第一本中文期刊”，登载各种宗教故事、地理知识和文学作品。没有新闻专栏，只在第二期登载过一篇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新闻，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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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免费赠阅，传布于南洋群岛、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中国境内亦时有输入”。此刊每期6至7页（1张两面），每期初印500册，第五期起印1000册，后增至2000册。1822年，37岁的米怜患肺结核病故，这份历时7年，共出7卷的期刊亦停办。研究者从所刊文章中对文言文的熟练运用判断，梁发当时不仅是一名编辑，还是一个“记者”的雏形。所以，马来西亚官方出版的《华人志》中，称梁发为“第一位华人记者”。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尊梁发为“中华第一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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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六甲出版第一份华语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之后，传教士郭实腊等人编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期刊就在中国境内出版，成为中国大陆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郭实腊在创刊意见中，明确提出创办这份期刊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和原则，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途径以表明我们并非‘蛮夷’，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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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1828年绘制的表现罗伯特·马礼逊与他的中国朋友办报的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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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近晚中国思想史的学者统计：从1815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共创办了6家中文报刊和11家外文报刊；而到了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时，外国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32家；而到了1890年，外国教会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76家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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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在中国扩张出版业，有他们的政治经济目的，但也为近晚中国知识界送来的世界的先进文化。中国的维新派、洋务派领袖无不受到西学的直接影响，中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那个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将被彻底改变，新的世界正在阵痛中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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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视野创造了最先进的大清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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