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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通“用”。庸、用上古皆定纽东韵。王引之：“庸，词之用也。”[2]黄季刚先生批曰：“此‘庸’即‘用’之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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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商书·汤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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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十有三祀。 《周书·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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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誓》的“惟”通“虽”。惟，上古定纽，灰韵；虽，心纽，灰韵。《洪范》的“惟”或作“维”。惟、维、唯皆上古定纽灰韵。《说文·心部》：“惟，凡思也。从心，隹声。”[4]《说文·糸部》：“维，车盖维也。从糸，隹声。”[5]《说文·口部》：“唯，诺也。从口，隹声。”[6]“唯、维”皆通“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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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刚先生云：“唯，《说文》诺也。盖但取声气，故亦引申为发语词。作‘惟’作‘维’作‘虽’，皆假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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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爰稼穑。 《周书·洪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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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通“曰”。《史记》引《书》“爰”作“曰”。爰，上古匣纽寒桓韵；曰，匣纽曷末韵，爰、曰双声。黄季刚先生云：“此‘爰’即‘曰’‘欥’之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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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 《周书·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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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通“与”。上古越匣纽曷末韵；与，定纽，模韵。黄季刚先生云：“此‘越’即‘与’之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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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小腆诞敢纪其叙。 《周书·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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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通“焉”。诞，上古定纽寒桓韵；焉，影纽寒桓韵。王引之：“诞，发语词也。说者用《尔雅》‘诞，大也’之训，则诘鞫为病矣。”[10]黄季刚先生批语云：“‘诞’从延声。《尔雅》：‘延，间也。’实当作‘焉’，即‘于’，字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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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猗无他技。 《周书·秦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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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通“兮”。猗，上古影纽，歌韵；兮，匣纽，齐韵。王引之：“《诗经·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猗，犹‘兮’也，故汉《鲁诗残碑》‘猗’作‘兮’。”[12]黄季刚先生批语云：“‘猗’即‘兮’之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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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运乾先生和先师周秉钧先生训释《尚书》，解说虚词，亦常“通以声音”。亦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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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 《周书·酒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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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读》：“兹，则也，声之转。祀兹酒，犹云‘祀则酒’，即下文诰教小子饮惟祀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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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 《周书·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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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读》：“‘兹’读为‘哉’，言之间也。《诗·下武》：昭兹来许。《续汉书·祭祀志》注引作‘昭哉来许’。《礼·中庸》：故栽者培之。郑注：栽或为兹。是‘兹’‘哉’通读之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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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郑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 《周书·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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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易解》：“遗，当读为‘惟’。《诗》：其鱼惟惟。《韩诗》作‘遗遗’，知‘遗’与‘惟’古代相通也。”[16]文言虚词意义抽象，无形可依，不易造字，多为假借字，仅仅有很少一部分形义相应。因而，文言虚词通假和文言实词通假虽然方法相同，然本字多不同。寻求其本字，有两个标准。一是形义相应的标准。这适用于寻找少数形义相应的本字。诸如：“猗”何为通“兮”？《说文·兮部》：“兮，语所稽也。从丂、八，象气亏也。”[17]兮，是语气助词。《说文·犬部》：“猗，犗犬也。从犬，奇声。”[18]猗，是名词。当以“兮”为本字。“惟、维”何为通“唯”？“唯”从口，作发语词，盖“诺也”之引申义。维、惟却分别从“糸”从“心”，故当以“唯”为本字。二是词频标准。这适用于寻找大部分形义不相应的本字。文言中表示动作行为的凭借的介词多用“以”，故《尧典》“允厘百工”之“允”作介词表凭借，通“以”。且今古文《尚书》“以”有232见，是个高频词，多用作介词；而“允”仅33见，多用作副词。文言中连接两个并列的连词或名词性结构的连词，主要是“与”。故《大诰》中“越”置于“尔多邦”“尔御事”之间通“与”。另外，“越”在后代文献中倘或用于句首助词或介词。诸如：《诗经·陈风·东门之枌》：“谷旦于逝，越以鬷迈。”越，用作句首语气词。《韩昌黎全集·汴州东西水门记》：“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越，用作介词，可译为“到”。“越”通“与”用作等列连词或仅见于《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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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的虚词通假本字形义多不相应，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文言通假的成因。这是一个仍未定论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说法。一是讹误说，二是就简说，三是字少兼职说，四是表意制汉字与其基本职能矛盾说。以“讹误说”和“兼职说”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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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误说”源于汉代著名学者郑玄。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语云：“其始书之也，仓卒亡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趋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意思是说语言中本来有某个词，古人写书或抄书时仓促间忘记那个词的写法，临时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词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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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说”是说上古字少，古人仿“六书”假借造字法，遂为通假。对此，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和王筠都有论述。段云：“大抵假借之始，始于本无其字；及其后也，既有其字矣，而多为假借。”王氏亦云：“古人用字，惟以声为主，故于有是语无是字借之，即有是字亦借之，取其可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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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者著书立说，用力勤劬，治学严谨，“讹误说”似不合史实。“字少兼职说”亦不合语言社会性原则。时人皆有非议，专论具在，兹不赘引。我们认为文言通假成因于上古用字不规范。上古没有规定字的正体，汉代又存在大量的同义近义字和音同音近字，时异地异人异自然就会出现字的异体，兼之古代尚未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之前，传道授业，完全依赖口耳相传，方音俗语导致耳误笔误亦在情理之中。一义数形，音义皆同者，后人名之异体字；音近义同或义通音同者，后人名之为同源字；义同音异或义近音异者，后人名之为同义字或近义字；义异音同音近者，后人则名之为通假字。前人并非先有语言规则再进行语言实践，通假字实为后人通过研究前人的语言材料分析演绎而成名。通假成因的“用字不规范说”可以说明为什么文言实词之间有通假现象，为什么文言通假现象于唐宋以后渐趋消亡，以致现代汉语倘偶一为之则被视为“别字”。通假造成文字混乱，语言表达横生歧义，破坏了古代文献语言的纯洁性。文言通假的发生发展以致衰减消亡与汉字使用的不规范、渐趋规范以致必须规范几乎是同步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综合了历史文化诸因素。通假演变机制本身诠释了通假成因的“用字不规范说”，《尚书》的虚词通假则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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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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