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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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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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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625×880 1/16 印张20.5 插页5 字数2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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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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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08-13819-3/K·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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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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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文章中的“□”字，原文即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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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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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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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1914—2005），字宽正，上海青浦人。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等。1936年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1984年赴美国迈阿密定居至逝世。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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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诸多领域。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学，高中时代已发表多篇有分量的论文，专注于墨学研究及先秦史料考辨。在“古史辨”运动后期，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神话分化说，补充发展了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被顾颉刚、童书业誉为“古史辨派”的生力军和集“疑古”的古史学大成之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贝冢茂树评价“从疑古派中出现了像杨宽先生这样的人物，在充分摄取释古派的方法和成果的同时，正积极开拓一个可以推动现代古史研究前进途径，可以称为‘新释古派’的新境地”。稍后其学术兴趣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潜居故乡青浦撰写《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为日后铸就《战国史》这一断代史经典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西周的社会结构和礼制，著有《西周史》、《古史新探》；80年代应日本学界邀请讲学，完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姊妹篇。杨宽先生生平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360余篇，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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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他参与筹建了上海市博物馆，并长期担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为上海博物馆的筹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保护国宝毛公鼎与阻止著名的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器盗运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杨宽先生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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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先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结缘始于1955年版《战国史》，自此以后，主要著作几乎皆由我社出版。先生生前已有计划，集中各种著述在我社出版《杨宽著作集》。如今，《杨宽著作集》由我社分批出版，不仅完成了先生遗愿，也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地认识杨宽先生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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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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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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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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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近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史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十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未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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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史学之研究，基于史料，无史料，斯无史学也。史学之方法，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咨访与考证批判，考证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加固有之史料，仅能淘汰虚妄之传说；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观念，仅能肃清错误之成见，故其所得之成绩，多属破坏而不在建设。史料本为间接之知识，史学方法本亦间接之推理，记录为撰人工作之终点，而为吾人工作之起点；事实为撰人工作之起点，而为吾人工作之终点；上溯史料之来源以探求事实之真相乃治史者最先必经之步骤此疑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史料之为物，以内容分，或属原始，或属孳生；以形式分，有属实物，有属传说（笔传，口传，画传）；以来源分，有无意传世者，有有意传世者。传说之史料，多属孳生，相传愈久，讹谬愈多，演变亦愈甚，且皆形诸笔墨，又多有意传世，不免有造作虚伪之处。地下实物之史料，多属原始，又多无意传世者，自较纸上之史料为可靠。然古器物在当时本为应付人生之需要者，类多无意传世，欲据少数器物以推论前人活动之全部，实非易事。必有极丰富之实物，比较其大量异同而探求其演化之迹，然后能得梗概，此考古发掘之所以尚也。历史家之任务，本在研究具体之历史，既得真实之史料，自当据科学史观或整个历史过程学说以为概括之解释，此释古之说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终之以“释古”，然后史家之能事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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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王国维创二重论证之说，以地下之史料参证纸上之史料，学者无不据之以为金科玉律，诚哉其金科玉律也！然此二重论证之方法，惟殷史因殷墟卜辞之出土乃得为之（但卜辞多断片，若干文字之研究至今犹多未能论定，仍不得广为证明），夏以上则病未能。近人或以山西西阴村之发现为夏民族之遗址（如陈钟凡《中国古代艺术上的图腾》，刊《现代史学》二卷三期；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五本一分），或以仰韶之彩陶文化为夏民族所遗留（徐中舒《再论仰韶与小屯》，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皆证据薄弱，仅因与夏民族之地域传说相合而谓即夏民族之遗址，实近武断！至若因彩陶文化遗物分布于中国北部辽宁、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各地，黑陶文化遗物分布于河南东部及山东全境，遂臆断虞、夏为彩陶文化期，太皞、有济、少皞为黑陶文化期（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附记），更属比拟不伦。盖据后冈下层之彩陶以与仰韶村、西阴村相比较，陶质可相比美，而形制则较安特生于甘肃发现之六期彩陶皆简单，陶业又较幼稚，可知其文化实较仰韶为早。以后冈中层龙山文化层之实物与后冈下层仰韶文化层相较，除鼎类三实足之陶器外，无有相类者，但以与仰韶村出土物相比，则相似处至多，可知仰韶文化实较后冈之仰韶层为晚，仰韶之文化实由后冈传往，非由仰韶传来（见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殷墟文化既非承接仰韶，仰韶亦非夏民族文化，要可断言。已发现之遗址，既不足以证古史传说，亦有主发掘古迹以证古史传说者，如陆懋德之主掘大禹陵是（《评顾颉刚〈古史辨>〉》）；然吾人稽之《易·系辞传》称古之葬者“不封不树”，《礼记·檀弓》及《汉书·刘向传》并称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盖远古冢墓，不封不树，无有丘垄，吾国于殷及周初尚无丘垄之制，此可由安阳殷代古墓与濬县辛村古墓判知之；今大禹陵丘垄甚高，实不待发掘而明其伪也。古史传说中之古墓，本多后人造作，《山海经·海外南经》郭注谓古墓每多“绝域殊俗之人，闻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哭泣，起土为冢”。实则今所传之远古冢墓，亦多由传说而附会者；如《汉书·武帝纪》曰：“北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桥山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武帝据神话以疑附会之冢墓，亦可谓伟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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