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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天问篇》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伪《列子·杨朱篇》亦云：“太古灭矣，孰志之哉？”盖古人已有见及此者矣！迩年吾国考古之学，已由试探工作而进于研究，殷商文字已得实物之证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年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文字至夥，而虞夏之文字迄今未有发现，殷商以前为先史时代，已为国内外一般史学家所公认，是不特三皇十纪之古史传说来源为可疑，即五帝虞夏之古史传说，亦同为可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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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虞初小说序说》云：“帝舜之贤，则行为大孝，德为圣人；帝舜之才，则自耕稼陶渔，所在成都成邑。其初遭遇之阨，则不得于亲，至于捐阶掩井；其后遭遇之隆，则先得于君，至于登庸在位。妃匹之爱，则二妃皆帝女，风云之会，则五臣皆圣贤。成治水之大功，狩苍梧而仙去。实古今中外环球五洲空前绝后所绝无仅有，说部家所穷思极想而万难虚构者，乃于帝之实事得之。”然则古史传说之与传奇究相去几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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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传说何自来乎？何由而造成乎？《论语·子张篇》曰：“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荀子·非相篇》《正论篇》皆云：“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淮南子·缪称训》亦云：“三代之称，千载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是古史传说之造成，由于“皆归”，由于“必稽”，由于“积誉”“积毁”。古史传说之多增饰，古人已多见及之矣！晚近学者探讨古史传说之来源者，要不外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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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托古改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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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累造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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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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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之说，晚清今文家廖平、康有为主之，晚近钱玄同等又张之不遗余力。层累造成之说，刘恕、崔述引其绪，而顾颉刚张其军。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近蒙文通证成之。三说观点既殊，其所论断，亦自不同。主托古改制者，谓古史尽出诸子臆说；主层累造成者，乃谓古史皆由传说者展转演变；主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者，又悉以地域之不同判之。骤观之，三说若水炭之不相入，实则本相成而不相害也。口说流传，本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固不独古史传说为然也。托古改制之说，此言因人而异；层累造成之说，此言因时而异；三方传说相殊之说，此言因地而异；皆所见一偏耳。治古史传说者，能运用此三说而不囿于一偏之见，循环通证，斯为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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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托古改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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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之说，发自廖平、康有为。廖平著《知圣篇》，已略启其端，及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益畅论之。康氏先论上古茫昧无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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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宋无征说，凡三见。（按即《论语·八佾》《礼记·中庸》《礼运》）且著于《论语》《中庸》，引于《史记世家》《白虎通》，并非僻书，则孔子时，夏殷之道，夏殷之礼，不可得考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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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传政也，久故也。”（《荀子·非相》）后世一代之兴名贤名士，传述充栋，功绩典章，志略弥满，而五帝时人与政无一传者，可见茫昧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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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以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论衡·谢短》）太古茫昧，孔子无从杜撰（案康氏主五经为孔子作，故云然），儒生安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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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时已不能明考夏殷之礼，荀子时犹不能明考五帝之传政与五帝以外之传人，王充时犹不知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为谁，何时代愈前而于古史愈不明？其茫昧无稽，固断断也！康氏因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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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孟子》：“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述）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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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谓直截了当者！孔子已叹夏殷之礼不足征，何后此载籍反甚详备？自殷墟发现甲骨文字，经三十年来学者之研求，殷商之礼已可得而征，此固吾人有胜于孔子者。虞夏以前之为传说时代，晚近史家已多公认，吾人试观周初之《多士》《多方》《立政》诸篇，虽皆以夏殷相提并论，于殷较详，而于夏则空洞无史迹；更观《无逸》《君奭》，叙商史颇详而于夏史则绝口未提，于此亦可见夏史在周初尚未有若何之传说。《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盖惟殷人有文献，殷以前但传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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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葬下篇》云：“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则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韩非子·显学篇》亦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康氏据此因断言先秦诸子无非托古改制，尧舜之道仅为孔子寄托之轨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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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尧舜而孔墨称道不同，韩非当日著说犹未敢以为据，非托而何？不能定尧舜之真，则诸子皆托以立教，可无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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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云云，则当时诸子纷纷托古矣，然同托于尧舜禹汤文武而相反若是与？《韩非·显学》所谓“……皆自谓真尧舜，……”可知当日同为托古，彼此互知以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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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比两书观之，藉仇家之口，以明事实，可知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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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书经·大统凡例》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此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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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帝王年号，如傀儡登场，不过装饰仪表，借以立名。《韩非·显学篇》言：“孔（指子思）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定儒墨之是非。”由儒墨（儒家之尧舜美备，墨家之尧舜质野）推之诸子：道家之尧舜天神，农家之尧舜并耕，兵家之尧舜战争，法家之尧舜明察，各执一偏，言人人殊，皆非真尧舜也。善夫曾文正之言曰：“汉高祖不知有是人否？”兹为增转一语曰：“书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不知有是人否？”故学说中之皇帝王伯，皆如六书假借之例，不宜以迹象拘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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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氏竟疑及文武周公成康，实不免变本加厉！康氏之说，既以诸子论史为改制托古，而诸子中孔子尤为魁首，于是乃谓六经皆孔子之所制作，此亦不免变本加厉，未为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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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译《史记》第一卷，其《序论》亦以尧舜禹为模范人王之传说，谓古史之形式不应整齐划一至此！又以尧舜事迹不见于《诗经》为可怪。日本白鸟库吉于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在东洋协会演讲“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题，其笔记刊载同年八月该会所发行之《东洋时报》第一三一号，创言尧舜禹为儒家思想之产物，乃本于天地人三才之说而造成者。后一九一二年四月，白鸟氏又刊《尚书之高等批判》一文于《东亚研究》，重申前说。其大要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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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专叙天文历日之事。《舜典》将关于制度政治巡狩祭祀等人君治民之一切事业，殆全加于舜之事迹中，且以人道中最大之孝道为舜之特性，由此可知《舜典》之事迹为关于人事者。至于禹则治洪水，定禹域，为关于地之事迹，禹之事业之特性即在关于地之一点。由此点观之，作者乃以天地人三才之思想为背景而创作者。（据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录白鸟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汉学研究会演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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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桥本增吉氏著《书经之研究》（《东洋学报》二卷二号三卷三号四卷一号四号），亦信从白鸟之说。白鸟氏又尝著《东洋史概说》一书，以三皇为三才思想之反映，五帝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三皇五帝皆架空理想的人物，不必实有其人，无非假托古帝王为教祖，以夸耀其学说所自出。津田左右吉著《太一说》（《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又以泰皇本于“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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