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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贞信《评顾颉刚先生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此文尚未刊），尝举《书·无逸》云：“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齐侯云：“成唐（汤），又（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剪）伐（夏）司，败氒灵师，伊小臣隹（辅）。”以证周以前已有小人登王位，小人登相位之传说（《天问》称伊尹为小臣，《墨子尚贤下》：“汤有小臣”，《吕氏春秋·尊师篇》“汤师小臣”，小臣亦皆指伊尹）。而《西伯勘黎》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多方》曰：“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墨子·非命上篇》亦引《仲虺之告》与《太誓》，此等书远在《墨子》前，命定论当非出于墨家之托古。器物创制之传说，或亦不必起自墨家，人情本有推源之欲，故民间至今不乏“推原论”之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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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又群以孟子为托古改制之健将，以《孟子》证《孟子》，每多自相违反，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尝列举之。孟子既以伊尹为耕于莘野之人，乃又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既以百里奚自鬻于秦之说为“好事者为之”，乃又曰：“百里奚举于市”，其任情臆说，固所不免，然其说又非绝无根源者，其说与《墨子》固往往而同，蒙氏亦已证之，故蒙氏断为三方传说之源流本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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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托古改制之说，吾人颇首肯之，但必非诸子之向壁虚造，无中生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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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既谓孔子遍造六经，诸子遍造古史以托古改制；康氏著《新学伪经考》，又谓刘歆遍伪群经，遍伪古史，以助新莽窃篡；“三皇之事兴，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无非出之歆手，《左传》郯子之少皞共工等说，既无非歆之伪窜，《国语·楚语》观射父之论及少皞，又无非歆之窜入；羿促代夏之事，亦“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皆见《伪经考》），“其实少昊羿促率多伪造，儒生不必知也”（此见《改制考》）。崔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亦从康说，惟于羿促代夏事不言歆之伪造，谓“此寓言，非实事”。康氏“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全用主观，显非科学方法，康氏以今文“遍考周秦西汉之书”，见有相合，遂证今文为孔门相传之旨，亦即刘歆作伪古文经之证；遇有群书与古文合者，则曰“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伪经考·后序》语）。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无取焉。康氏既据《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以证少皞羿促之无其人，又谓《吴世家》之羿促出歆之窜入；崔氏亦谓《史记·封禅书》之祀少皞事出歆之伪窜，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崔既以《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五帝为歆所增入，《史记·封禅书》又本“为《三统历》与《郊祀志》而后人削为《封禅书》者”，《左传》郯子之言亦歆伪造，邹衍五德终始之义，又“歆为莽典文章”而造者，然按之《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世经》，与《左传》郯子之言既不合，郯子言共工水纪而《世经》在木火之间；与《封禅书》亦不类，《封禅书》秦金德，汉水德；而《世经》则秦在木火之间，汉为火德；邹衍五德终始说一派又以秦为水德。夫《世经》五德之推移，欲以明新之代汉迫于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辞让者，此为莽典文章之要义，而歆辈同时所伪之《左传》等书，竟自相凿枘若是，岂非自乱其典据，将何以取信于人？而崔则曰：此乃“不出一手，国师公不及亲览，故不能画一焉。”其他不能画一尚不足怪，其首要之典据，而伪者竟不能画一以坚人之信，则歆辈之遍伪群经固何为哉？崔氏以古籍之与歆说合者，谓此固歆之所伪；其与歆说首要之义绝不相容者，又谓此必歆之伪窜，曰此乃“其罅隙终不可掩！”意为进退，初无证据，吾人亦无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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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中今古文之问题，本非一言可决，晚清今文家必以古文说一切皆归之刘歆作伪，则实失之武断！近陈寅恪著《武与佛教》（刊《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以古文经比之武颁行之《大云经》，新旧《唐书》称乃出伪撰以陈符命者，今幸得敦煌发现残卷而辨其诬枉[2]。按新莽之所为，固不尽伪托，例如度量，据“新嘉量”以校洛阳金村出土周铜尺（四钟尺）与商鞅量皆合，即此一端，已足见莽政之不尽无据[3]。惟刘歆之争立古文经与武之颁《大云经》不类，武颁《大云经》在即帝位后，而歆之争《左氏春秋》等四博士在莽窃篡前十年，时莽犹无窃篡之隙也，歆岂得预知莽之将篡，预伪群经以待莽篡而媚之？歆于汉哀帝时以争立古文，为博士诸儒所憎恶，出京为郡守，及平帝时王莽柄政，歆卒赖莽之力以立《左传》于学官，谓歆藉莽力以表章古文可，谓歆伪古文以媚莽，则非其实也。疑少皞为伪托，刘为尧后说为汉人媚世之说，此隋唐时已有人在，隋刘炫于《左传》范氏处秦为刘之说，“谓非丘明之笔”（《左襄二十四年传》正义引），唐孔颖达又谓“寻讨上下，其文不类”，汉人“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文十三年·正义》）。又谓：“《月令》‘秋其帝少皞’者，直以五行在金，唯托记之耳。”（《祭法正义》）然皆臆说，初无实证。及晚清今文家乃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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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尝云：“今文家乃以己所不喜，或与己说抵触之论证，一切谓为莽歆所伪造，此在逻辑上本不能成立，何况经典上问题至为繁复，亦非歆莽伪造一语所能解决，……当别寻解决而不能一概指为莽歆所伪造或窜乱。”（《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三本四分）此言诚然！惟徐氏因陈侯因称“高祖黄帝”，与《左传》《国语》以陈为舜后，《帝系》《五帝本纪》以舜为黄帝后之说合，遂谓“睹此一证，可见王莽并不能臆造何说，即其《自本》亦有依据”。此又未审。《世经》《自本》之说，以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固灾异家之成说，眭弘于昭帝时已有此论（《汉书·眭弘传》），但其以共工、帝挚、秦居木火间之闰位，由颛顼水而下，喾木、尧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汉复为火，新复为土，既不合《左传》郯子之所言（郯子言共工水纪，次第亦不同），又不同秦汉人之旧说（《史记·封禅书》记秦为金德，汉高祖祠黑帝，与《世经》不同），更相异于邹衍五德终始之义（邹衍以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邹衍之徒又以秦为水德，与《世经》亦异），非臆造而何？《世经》以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次，实出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之五帝说，然又不言据《吕纪》《月令》，必曰据《左传》，但《左传》郯子明以黄帝、炎帝、共工、大皞、少皞、颛顼相次，与《吕纪》《月令》之说不合，而《世经》乃谓郯子之言乃逆数，果为逆数，又何不由颛顼逆数至于大皞？乃先言黄帝炎帝，次逆数大皞，又次顺数少皞颛顼，有是文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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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补上古考信录》辨之曰：“且大皞少皞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皞’名？而太皞纪官为龙，少皞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皞氏固当继大皞而帝，《左传》非逆数。”是刘歆《世经》曲说《左传》明甚！《世经》不特曲说《左传》，且又以《易·系辞传》之包羲神农强与《左传》之大皞炎帝相牵合，以包牺即大皞，炎帝即神农，亦歆之妄作新说尔，古无是也，崔述亦尝明辨之。然则歆之曲说《左传》，牵合《易传》，意固何在？实无非欲藉以表章《左传》，故牵合《易传》以壮《左传》声势耳。《左传》郯子之言，以黄帝云纪，炎帝火纪，共工水纪，大皞龙纪，少皞鸟纪，此实出于东夷神话，本不涉于五行。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云龙鸟，何说焉？刘歆欲表章《左传》，强加比附，此真“其罅隙终不可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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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一书，原本当著作于战国之世，据高本汉（Karlgren）之推断，在纪元前四世纪；据新城新藏之推断，在纪元前三百四五十年间，其所载古史传说本甚驳杂，有属原始神话者，如昭公七年传子产述鲧化黄熊事，亦有出于后世讹传误说者，如襄公四年传及哀公元年傅羿促代夏，少康中兴事。康有为《伪经考》既以《左传》羿促少康事为歆所伪窜，然《天问》《离骚》亦述及羿促少康事，康氏乃谓：“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惟不知歆伪撰羿“代夏政”，“淫游”“鲜终”，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复禹之绩”，固何为哉？羿窃篡夏政而身为家众杀烹，子死而妻为人夺，窃国者遭遇之惨痛，一至于此！少康生于异国，寄人篱下，以一旅之众，一举而复国，诚可使失国者发奋！歆之伪造此事，其又将惩莽之窃篡而期汉之复国耶？必不然矣！故晚近顾颉刚、童书业二氏乃摆脱刘歆之罪而以少康中兴事为出于光武中兴以后人所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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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童书业二氏著《夏史三论》（《史学年报》二卷三期），疏证《左传》少康中兴事多出误解与牵合《天问》《离骚》之说，周详明晰，有如捕贼之搜得贼赃然！然误解与牵合者未必为东汉人，战国时非不能有此误解牵合之说。顾童二氏据《华阳国志》引《光武与公孙述书》：“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后汉书·窦融传》称张玄说窦融背汉，谓“一姓不再兴”，以证前此无少康一姓中兴事。然西汉甘忠可、夏贺良固已有“汉有再受命”之符之说，哀帝且尝从之以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西汉灾异家之言，虽获罪于当时，而多见用于后世，眭弘“刘为尧后，有传国之运”之说，虽以罪死，而新莽之窃篡，即用其说。甘夏之流，虽亦以反道惑众之罪死，而光武之中兴，时人又用其说，赞为博物道术之士（见《窦融传》）。西汉灾异家说本纷然杂陈，后世取其利于己者以为符命，一姓得再兴与否，本无定说也。少康中兴事，固不为西汉以前人所称道，然东汉时亦未见有表章者，及曹魏之高贵乡公始出表章之，当以少康中兴事仅见于《左传》，《左传》初不显于世，不为世人所注意，东汉《左传》虽大行，治史者犹沿袭旧说未及注意于此耳！不然，果出东汉人之伪造，何东汉人未见有表章之者？造此固何为哉？童书业《夏史三论·后记》谓因光武中兴之事已过去，故不为人称道，插入《左传》者乃“增加材料，以求适合于东汉人的胃口而已”。亦或因古书残缺，表章少康中兴事不为吾人所见。然少康中兴事既为光武中兴之护符，何光武中兴之际，亦未见人称道之者？窦融部下既称光武有再受命之符，而不举少康中兴之护符，此又何故？苟少康中兴之护符，非出光武中兴之际而出光武中兴之后，则“时代已过去”，作此又何用？若谓“以适东汉人的胃口”，何东汉人对此佳点又未见有如何适合胃口之赞美？若谓“古书残缺”，吾人因此不得见东汉人表章之语，则吾人亦可谓“古书残缺”，故战国秦汉人之表章少康中兴语，吾人并不得而见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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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不欲为《左传》古史作辩护士，《左传》一书今所传者本非初相，惟此不仅《左传》然，战国时之著作无不皆然。若谓《左传》古史有出歆之伪窜如晚清今文家所言者，要非吾人所敢信！别详《刘歆冤词》（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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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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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论邹鲁、晋、楚三方传说本于民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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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交通不便，各地之思想传说往往不相协调。传说因地而异之成分自较多。然则蒙文通氏所创邹鲁、晋、楚三方传说各本民情之说，固不容忽视也！蒙氏《古史甄微》云：“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贤；晋人宿学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者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原于其思想之异。”其说甚中肯綮！但蒙氏又谓：“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反不免于理想虚构。”此说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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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难尧舜禅让之说者，首见《荀子·正论篇》，《正论篇》云：“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也。”是不过以理论非难之耳，犹未言篡窃也。及乎《韩非子·说疑篇》乃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韩非子》既以舜禹等为逼伐，则古无禅让美事矣，乃忽又承认尧舜尝让天下，且从而以功利之见释之。《五蠹篇》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为民先。……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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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以《孟子》证《孟子》，或自相违反；今以《韩非子》证《韩非子》，亦自相违反也。盖《韩非子》以舜禹为逼伐者，出于学派之反宣传，以禅让之说与其功利性恶之说不相容，故作此反宣传以托古改制耳。《韩非子》疑儒墨所道之尧舜非真，实则儒墨两家所道古史不甚相远，惟《韩非子》所论，则与儒墨绝不类，殆韩非子既自为托古，遂亦力诋儒墨之托古，实无异韩非之自作供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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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尝列举十有四证，以明邹鲁、晋、楚三方传说之不同，而断定三晋韩非一派为有征。其第一证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