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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二系民族分辨既明，则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乃亦可得而理。《左传》记郯子盛称高祖少皞，《史记·封禅书》记秦主少皞之祠，《吕氏春秋·十二纪》又有大、少皞之五帝说，《国语·楚语》观射父亦称少皞，盖秦楚与郯，无非东夷之族。《山海经》记及大、少皞者，盖《山海经》亦淮楚之作，是大、少皞为东夷传说中之人物，则邹鲁（周系）载籍不见少皞之说又何足怪？晚清今文家必以诸书少皞之说为刘歆伪窜，盖未辨其本末耳。《山海经》为淮楚地带之作品，故盛称帝俊，帝俊即卜辞中之高祖夋，亦即帝喾、大皞、帝舜，近王国维、郭沫若、吴其昌、陈梦家等已次第明证之。《孟子》亦谓：“舜，东夷之人也。”又《山海经·海内经》称：“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帝俊既为东夷之帝，其属神羿自亦东夷之神，故《楚辞·天问》亦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下民）”，《左襄公四年传》引《虞人之箴》作帝夷羿，《海内西经》称仁羿，“仁”即“夷”之借字，“夷”之重文古作“”，与“仁”音形并近。羿为东夷之神，故称夷羿。楚淮盛称羿善，谓其“扶下国”，“恤下地”，“革孽下民”，而邹鲁之传说乃力加诋毁，谓“不得其死然！”（《论语·宪问篇》）民族敌忾之情，盖隐约可见，而殷周东西民族神话传说之初相，亦不难于此推知也。《潜夫论·五德志》称禹为戎禹，《尚书纬·帝命验》称为姒戎文命禹，《史记·六国表》《吴越春秋》《后汉书·戴良传》《新语·术事篇》又称禹出西羌，《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之人也。”禹与九州关系最密，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以传说中之九州即九州戎之九州，顾颉刚著《九州之戎与戎禹》（《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以禹乃戎之宗神，九州本为戎地，故禹有治九州之说，其说卓矣！马培棠著《三代民族东迁考略》（亦见《禹贡·古代地理专号》）谓“吾华南北二系种族，皆出鬼戎，又皆远祖大禹”，虽未审，然以鬼方祖大禹，殊为有见（马氏谓别有考，恨未得见），鬼方即九方，亦即九州戎，其地名九州也。《吴越春秋》又以禹所生之西羌为石纽，在蜀，蜀本亦西戎之族。周人盛称禹德者，周人亦西戎之族也。东夷盛称夷羿之善，西戎又盛称戎禹之德，此东西二系民族原始固有之神话意识有以致之。虽观察战国秦汉之传说，犹能得其大较也。古史传说之初相，无不可据此以为探索；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又无不可据此以明辨之。得此绳准，庶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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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皆各自有其神话传说，及民族相混，神话传说亦渐相杂，又各以民情之不同，而分别演化，若据邹鲁、晋、楚分别演化之传说，谓即初相，则又未免过于近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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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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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层累造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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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累造成之古史观，最为近人所称道，然此说不自今日发之，先儒已多有见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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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缪称训》云：“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此云“积”者，非所谓“层累”乎？是汉人已略启其端矣。至宋刘恕《通鉴外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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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惟《春秋》及《易·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仲尼所作，《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故知《六韬》称三皇，《周礼》称三皇五帝，及《管子》书，皆杂孔子后人之语，校其岁月，非本书也。先秦之书，存于今者，《周书》《老子》《曾子》《董子》《慎子》《邓析子》《尹文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皆不言三皇五帝三王，《论语》《墨子》称三代，《左氏传》《国语》《商子》《孟子》《司马法》《韩非子》《燕丹子》称三王，《穀梁传》《荀卿子》《鬼谷子》《亢仓子》称五帝，……惟《文子》《列子》《庄子》《吕氏春秋》《五经纬》始称三皇，《鹖冠子》称九皇，案《文子》称墨子，而《列子》称魏文侯，《墨子》称吴起，皆周安王时人，去孔子没百年矣。《艺文志·鹖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唐世尝辨此书后出，非古《鹖冠子》，今书三卷十五篇，称剧辛，似与吕不韦皆秦始皇时人，其文浅意陋，非七国时书。《艺文志》云：文子老子弟子，孔子并时，非也。《庄子》又在《列子》后，与《文列》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议辨博，故竞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仲尼未尝道也。……秦初并六国，丞相等议帝号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乃知秦以前诸儒或言五帝，独不及三皇，后代不考《始皇本纪》，乃曰兼三皇五帝，号曰皇帝，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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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以三皇五帝，古无其人，仲尼所不道，秦以前或言五帝，犹不及三皇。其识甚卓！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亦曰：“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于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后，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悉详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尚书》《论语》第及尧舜，不应远出孔子之后之太史公乃上述黄帝。欧阳修此言亦与刘恕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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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乎清代，崔述著《考信录》，益畅言斯旨。其《补上古考信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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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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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考信录提要》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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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于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且亦有不雅驯者而亦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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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以古籍于古史所以层累增加者，一则谓由于“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一则归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然则究由于传闻愈繁抑采择益杂乎？盖二者兼有之。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亦已云：“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此即采择益杂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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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世愈后，传闻愈繁”一点，则其故甚多：古者书籍，皆属竹帛，卷帙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从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故古人有所论说著述，仓卒之间，皆凭记忆，岂能一一不失本真？近代治神话学者，原有语言学派（Philological School）、人类学派（Anthropological School）之别，语言学派以为神话传说有起于语言之讹传者（Theory of Disease of Language），近人颇非议之，然此实神话演变分化之主要关键也。古者崇尚口说，以声载义，名辞尤可同音通假，相传既久，传者不复知其通假，于是一人化为两人，一事化为两事。如毛宗澄、邹汉勋等之证兜即丹朱，崔之证黄帝即皇帝，宋翔凤之证许由即伯夷，章炳麟之证许由即皋陶，苏时学、夏曾佑之证盘古即盘瓠，盖无非以语音之讹转为传说分化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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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名辞之演变若此，即故事之演变，亦多以音转而横生异说，如刘师培证伊尹为庖之说，乃出“保衡”之“保”音转为“庖”。刘氏云：“知古说之互岐，恒由语凭口说，易由同音之字，横生殊解，明于声转，则疑义豁通矣！”此诚通人之通说也。传说亦有因人名之偶同而讹传者，如《说苑·敬慎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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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卜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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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贾谊《新书·春秋篇》《新序·杂事四》又以为宋康王时事。《新序·杂事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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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康王时，有爵生鹯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贾谊《新书·春秋篇》“巨”作“大”），必霸天下（《新书》作“必伯于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新书》作“伐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之（《新书》“斩”作“伐”），剖伛者之背，锲朝涉之胫（《新书》“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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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为殷亡国之君，而康王为宋亡国之君，其所处地位既似，瑞应又全同。故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尝疑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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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新序·杂事篇》云：“宋康王……”，此直与纣相符合，真不可解，然《说苑·敬慎篇》又云：“昔者殷王辛之时，……”不几与《新序》两相矛盾欤？然自是《新序》之误。余按《吕氏春秋》载射天事，亦谓宋王，不引武乙，岂真纪载之误欤？抑事适相类，而纪事者因各举其说欤？何前殷后宋之适相符也？噫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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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著《宋王偃的绍述先德》（《语丝》第六期及《古史辨》第二册），亦以二射天事相比拟，云：“宋王偃所绍述之祖德，不但他的二十六世从祖纣而已，更有他的二十九世祖武乙。”败国亡家之君王，瑞应既同，行动亦多相类，结果又甚似，天下事有若是巧合者乎？顾氏疑宋王偃之绍述先德，乃出齐王之宣传，余意与其谓出于一人以至数人之宣传，不若谓其出于大众之误传与牵合之为得。何则？一二人有意宣传之力有限，众人无意之误传与牵合，其势最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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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汤祷之传说，见于《墨子》《荀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说苑》《论衡》等书。《墨子·兼爱下篇》云：“……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云：“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火将燃，即降大雨。”《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亦云：“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诸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言未已，而大雨至数千里。”而《艺文·类聚》六十六亦引《庄子》云：“昔宋景公时，大旱（《类聚》二作“大旱三年”），卜之，必以人祠乃雨（《类聚》二作“用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大雨（《类聚》二“而大雨”作“天下大雨方千里”）。”不特两传说之内容绝类，而“商汤”之与“宋景”古音又相近。王国维《说商》云：“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其说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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