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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名辞之演变若此，即故事之演变，亦多以音转而横生异说，如刘师培证伊尹为庖之说，乃出“保衡”之“保”音转为“庖”。刘氏云：“知古说之互岐，恒由语凭口说，易由同音之字，横生殊解，明于声转，则疑义豁通矣！”此诚通人之通说也。传说亦有因人名之偶同而讹传者，如《说苑·敬慎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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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于城之隅，卜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亢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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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贾谊《新书·春秋篇》《新序·杂事四》又以为宋康王时事。《新序·杂事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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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康王时，有爵生鹯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贾谊《新书·春秋篇》“巨”作“大”），必霸天下（《新书》作“必伯于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新书》作“伐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之（《新书》“斩”作“伐”），剖伛者之背，锲朝涉之胫（《新书》“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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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为殷亡国之君，而康王为宋亡国之君，其所处地位既似，瑞应又全同。故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尝疑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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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新序·杂事篇》云：“宋康王……”，此直与纣相符合，真不可解，然《说苑·敬慎篇》又云：“昔者殷王辛之时，……”不几与《新序》两相矛盾欤？然自是《新序》之误。余按《吕氏春秋》载射天事，亦谓宋王，不引武乙，岂真纪载之误欤？抑事适相类，而纪事者因各举其说欤？何前殷后宋之适相符也？噫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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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著《宋王偃的绍述先德》（《语丝》第六期及《古史辨》第二册），亦以二射天事相比拟，云：“宋王偃所绍述之祖德，不但他的二十六世从祖纣而已，更有他的二十九世祖武乙。”败国亡家之君王，瑞应既同，行动亦多相类，结果又甚似，天下事有若是巧合者乎？顾氏疑宋王偃之绍述先德，乃出齐王之宣传，余意与其谓出于一人以至数人之宣传，不若谓其出于大众之误传与牵合之为得。何则？一二人有意宣传之力有限，众人无意之误传与牵合，其势最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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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汤祷之传说，见于《墨子》《荀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说苑》《论衡》等书。《墨子·兼爱下篇》云：“……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说于上帝鬼神。”《文选·思玄赋注》引《淮南子》云：“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火将燃，即降大雨。”《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亦云：“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诸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言未已，而大雨至数千里。”而《艺文·类聚》六十六亦引《庄子》云：“昔宋景公时，大旱（《类聚》二作“大旱三年”），卜之，必以人祠乃雨（《类聚》二作“用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大雨（《类聚》二“而大雨”作“天下大雨方千里”）。”不特两传说之内容绝类，而“商汤”之与“宋景”古音又相近。王国维《说商》云：“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其说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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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古从“木”声，而“木”古有“桑”音。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七“木有桑音”条云：“古‘木’字有‘桑’音，《列子·汤问篇》‘越之东有辄木之国’，注音木字为又康反。《山海经·东山经》‘南望幼海，东望木’，注扶桑二音，是也。字书‘木’字失载‘桑’音，人多如字读之，误矣。”其论至确！案，《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有大木，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而《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吕氏春秋·求人篇》云：“禹东至木之地，日出九津。”皆足证“扶木”“木”即“扶桑”。《淮南子·时则训》：“东至日出之次，木之地。”注：“木，桑。”此皆“木”有“桑”音之证。“汤”“景”古声亦同“唐”部，前商后宋之传说互相牵合有如此！其牵合讹传之故，无非以名辞之音同耳。吾人汇集先后之传说，比较其异同，并由语音以求其分合之关键，则纷然杂陈之古史传说，可以澄清见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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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口说流传传闻多歧误，亦有因古今字体变迁而传写错误，于是望文生训，穿凿附会而全失本意者。例如殷商铜器，“仅在自名，自勒其私人之名或图记，以示其所有”（用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语）。其最详者亦仅铭“某时某人因某事为某作器”而已。殷商铜器铭文既类多人名，而《大学》所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实属破例。近郭沫若著《汤盘孔鼎之扬榷》（《金文丛考》），据商《勾刀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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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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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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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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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疑《汤之盘铭》本作“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郭氏云：“今依铭文例书之，当如图，铭盖右行，先父，次祖，次兄，读之故成今次。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形如图中曲线所界，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父’字缺上，与‘又’形近，‘且’字缺上，与‘日’形近，均无可说。‘兄’之误‘苟’，亦因形近而然。‘苟’字之见于金文者，……字作，……更有省作‘’者，……鼎文作，殷文作，均‘’之省‘口’作，案乃象形之文，盖狗之初字也。……知此，于‘兄’之误‘苟’之由，可以恍然也。”其说诚巨眼卓识！因古铭文人名之残缺，一变而为有哲理之文句。古书文句类此而附会者，定不在少！传说安得不纷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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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治古史者，多追踵崔述，昌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颉刚倡之最先，其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曰：“东周的初年只有禹，从《诗经》上可以推知者；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经过了方士的鼓吹，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辈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庖牺氏，于是庖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自从李斯一辈人说‘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于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庖牺氏之前了。……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古史辨》第一册）此说颇多疏略；亦且传说之演变不如是之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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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又云：“按战国时人每以尧舜包于三代之中，故《孟子》惟称三王，称三王即兼有尧舜也。《墨子》中其证尤多，如‘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贵义》）。……至汉乃以三代广为四代，《大戴礼记》中遂有《四代》之篇。”此说亦疏略。如墨子《明鬼下篇》即云：“且惟昔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非命下篇》云：“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皆明于夏商周外，多一虞氏，实已有四代。既有四代而仍称“三代”者，盖时人惯用“三代”之名，《墨子》初增四代，一时不便改口，仍混称为“三代”耳。是不特古帝王之传说为层累地造成，即朝代之传说，亦因时而俱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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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又尝谓古史传说之层累，由于各民族互相并吞之结果。其《古史辨》第四册《自序》云：“在《左传》上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则大皞与有济是任宿诸国的祖先。又说：‘陈，颛顼之族也’，则颛顼是陈国的祖先。至于奉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被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于是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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