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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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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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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东皇太一》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九章·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其云东皇西皇上皇，无非指天神，上皇犹言上帝，后皇犹言后帝也。“皇”之得由神名而为古史帝王之称号者，亦犹“帝”与“皇帝”之演变为古史传说中之古帝与黄帝也。殆战国之世，“帝”已成为古史中之帝王，“皇帝”又音转而为古史中之黄帝，一时无以称天神，即以此赞天神之词“皇”字转名之，至战国末及秦代此“皇”字又继“帝”字演化而为古史中之三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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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亦神之称谓。“后帝”古往往连称，如《楚辞》云：“后帝是飨”，“后帝不若”，《左昭元年传》云：“后帝不臧”，言后帝不若不臧，亦同卜辞称“帝不若”之例。《墨子·兼爱下篇》引《书·汤说》云：“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上天后亦即上帝也。然“后”初非上帝之称谓，“后”与“土”盖本皆社神之称，详言之曰“后土”，简言之，或曰“后”，或曰“土”，《书·吕刑》称“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皇帝既为上帝，则所命之三后自为群神。《吕刑》又谓：“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非）常”，益足证在上者称帝，在下者称后。故后疑为社神之称也。卜辞中有“毓”字，节“育”字，从“女”从“”，或从“母”从“”，像产子之形，王国维谓即“后”字，甚是。盖帝为上天之神，上天处高阳，故天帝又称高阳（见《墨子·非攻下篇》）；后为下土之神，下土处卑阴，故借“后”字以名之。后帝本皆神名，故可连称，或称上帝为“上天后”，盖对文则别，散文或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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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帝”“皇帝”“皇”既本皆神祇称号，何故而得先后演变为古史中之帝王称号耶？其关键又在古人于祖先庙号袭用神祇称号一点。盖古人神视其祖先，遂以天神称之。如《曲礼》云：“措之庙，立之主，曰帝。”谯周有夏殷庙号为帝之论，而梁玉绳《史记志疑》斥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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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仲达引崔灵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称，生称帝，死亦称帝，生称王，死亦称王。”斯言极为精核。观《盘庚》三篇可见。若果祔庙称帝，则《盘庚》何以称先王先后而不称先帝乎？《曲礼》汉儒所记，必周末变礼，如秦昭齐闵忽王忽帝，或追尊其祖而题帝于木主，或卒哭祔庙而子孙题称为帝，违经背制，何所不有，记者特以著礼之变，乌得例诸夏殷哉？《战国策》称赵襄子为王，称秦赵之先王为先帝，夫大夫也而谓之王，诸侯也而谓之帝，岂非衰周乱礼入庙称帝之的证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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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以庙号称帝为周末乱礼之制。又谓：“《周易》《尚书》屡称帝乙”，“帝乙乃其名，不得错误为号。”“《国语》卫彪傒以祖甲为帝甲，祭公谋父以纣为帝辛，并属载笔之失，不可为训。”此说殊非。殷王之称甲乙丙丁，本以纪忌日，乃先王之庙号，死而后有，非生时之名。古籍往往以帝与甲乙丙丁庙号连称，正足见帝为庙主之称。《易·归妹》云：“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书·酒诰》云：“自成汤咸至于帝乙”；《多士》亦云：“自成汤至于帝乙。”《左哀九年传》云：“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左文二年传》亦曰：“宋祖帝乙。”今本《竹书纪年》以帝乙名羡，不知何据，惟帝乙为庙号，乃死后之称谓，要可断言，亦犹纣死而称帝辛也。《国语·周语》云：“帝甲乱之，七世而殒。”以《殷本纪》世系推之，祖甲至纣七世，是祖甲亦或称帝甲，盖死而后称帝也。卜辞中称殷王为帝者二见，一作“文武帝”，郭沫若断为帝乙对其父文丁之追称；又“己卯卜，贞，帝甲□其众祖丁”，王国维谓“按祖丁之前一帝为沃甲，则帝甲即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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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疑殷商时“帝”为庙主之称应用犹未广，卜辞于今王称王，于先王则多称后。卜辞中“自上甲至于多后”一语最惯见，周初之载籍亦称先王为后，《盘庚》三篇不必为殷人所著，要为周初之作，亦屡称先王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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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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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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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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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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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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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尚有称“高后”“先后”者多处，无非神视先王之称；故曰“先神后”也。《诗·商颂·玄鸟篇》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周颂·昊天有成命篇》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大雅·下武篇》云：“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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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绳《史记志疑》据之，谓是“商周亦称后，不独夏称之，其义一矣”。非是也。殷王生前无称“后”者，“后”本庙号而非王号，此在卜辞中清晰可辨也。周人亦无称在世之王为“帝”者，周公云：“克奔走上下帝，无终令于有周”，郭沫若读“上下帝”为句，以为周人有上帝下帝之分，于省吾非之，读“克奔走上下”为句，“帝无终命于有周”为句，是也。盖周人虽神视先王，初多仅以地祇相比拟，犹不敢常以上帝尊称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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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本母权时代之称谓，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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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谓字（毓）乃母权时代之孑遗，母权时代宗长为王母，故以母之最高属之生育以尊称之，字在古当即读“后”，父权逐渐成立，则此字逐渐废弃，故假借为“先后”之“后”，其读“育”而固定为“毓”，当系后来之音变，然卜辞于今王称王，仅于先王称为毓，则女酋长之事，似已退下了中国政治之舞台，而相距当亦不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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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以殷商为母权时代，唐兰、森谷克己等俱已驳斥之（见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森谷克己《中国社会经济史》）。卜辞之称“后”仅用于先王，此正为“后”为庙主之证。卜辞中祀上甲至武乙或多后者，皆属第五期物（帝乙帝辛之世），所祀多后，自亦指上甲至武乙之先公先王，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之世，卜辞于今王无不称王，及帝乙帝辛之世，于祭祀乃称武乙等为多后，岂武乙等生时为男性，死后则为女酋长乎？此必不可通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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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初为庙主之称，盛行于殷周二代，后亦渐变为人王之称，如《墨子·尚同中篇》引《书·相年》曰：“夫建国设都，后王君公，……”，“后”在“王”上，其地位高于“王”，亦犹后世以“帝”为人间最尊之称驾乎“王”之上也。“帝”之为庙主之称，虽曾一度见之殷代末年，入周以后，则未见盛行，及周末此制始盛，如《战国策》称秦赵之先王为先帝，是其例。“后”之庙号盛行于前，“帝”之庙号盛行于后，古史传说亦先见“后”之传说而后见“帝”之传说，由此可见先王庙号与神祇称号之混同实为神话演变为古史之最要关键。在殷周之际，先王既多称“后”，与社神之称后相混同，此所以神“后”之神话淆混而为先王。及春秋战国之世，先王又多称“帝”，与上帝之称“帝”相混同，此所以上帝神话又淆混而为先王也。卜辞于上帝但称“帝”，虽亦有一例称“上帝”者（《卜辞通纂》三六八），然文字残缺不能明其义，或出伪造，亦未可知。《尚书·多方》皆称“帝”，《多士》称“帝”者七，称“上帝”者二，《立政》称“帝”者一，称“上帝”者三，《吕刑》称“上帝”者二，称“皇帝”者亦二，《大诰》称“上帝”者二，《君奭》称“上帝”者四，《盘庚》称“上帝”者一，《康诰》称“上帝”者一，《召诰》称“皇天上帝”者一，《多方》《多士》著作年代本较早而多称“帝”，《多方》且皆称“帝”，是上帝称“帝”较先，而称“上帝”“皇帝”较晚，后之所以不单称“帝”而惯用“上帝”“皇帝”者，或以别于先王庙主之称耳。及“皇帝”音转而为黄帝，成为古史传说中之古帝，于是上帝又变名为“上皇”或“泰皇”“太帝”等，因此而起三皇之说，亦转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人帝矣。上帝之神话屡演为古史中之人帝，上帝之称号屡变，而古史传说中之人帝亦累增，此所以古史传说时代愈后者，转愈高而愈远也。“后”本下土之神之通称，为“帝”之对待名词，“夏后”亦即“下后”，古“夏”“下”音同通用，如《楚辞·天问》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即《海内经》称羿“去下地之百艰”义；“夏民”亦即“下民”；是其例证。当殷周之际，“下后”既由社神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夏后”，于是社神后亦变名为“后土”，《左传》《国语》称共工之子曰勾龙，为后土，共工即鲧，乃音之急缓；勾龙即禹，乃义之引伸；禹本下后（即社神），故勾龙亦为“后土”；盖禹既演而为古史传说中之“夏后氏”，而社神乃不得不留禹之化身勾龙为之，勾龙乃始终未见盛传于古史传说中也。鲧即玄冥，亦即冯夷，“鲧”“玄”“冯”古音俱近（详《鲧、共工》篇），本殷人东夷河伯之神，鲧与玄冥既皆入于古史传说，乃独使冯夷留为河伯，优游于大川之上，受人崇祀，此亦遭遇之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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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在《国语·周语》《逸周书·尝麦篇》等书中皆称伯禹，而《史记》称为帝禹，《荀子·议兵篇》亦云：“是以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二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古以夏商周并称三王，此以文武为二王而以尧舜禹汤为四帝，《荀子·议兵篇》本属晚出也。启在《墨子·耕柱篇》《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等书中皆称为夏后启或夏后开，《吕氏春秋·先己篇》又称夏后伯启，《史记》则亦称为夏后帝启。羿在《天问》称夷羿，《左传》称有穷后羿，《左传》引《虞箴》又称帝夷羿，扬雄《上林苑令箴》亦称帝羿。相在《左传》中称夏后相，《史记》并称为帝相。少康在《天问》《离骚》《左传》中但称少康，而《史记》乃称为帝少康。盖本皆“后”“伯”，后乃进而“帝”矣。后人已不解“后”“伯”之义也。《国语》称夏“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及《史记》乃曰：“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司马迁以“夏后”为夏之国号，故又于“夏后”外加称为“帝”，而不知“后”之本为君主之称号也。后人既尊夏后为帝，亦尊殷为帝，故《荀子·议兵篇》称禹汤俱为帝，《史记》于殷王亦多称帝，与《孟子》等书之以夏殷周并称为三王者绝异；《史记·殷本纪》且为之解释曰：“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称帝号，号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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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且从而据以解释社会形态之转变，其言曰：“这可见古人把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时期，也看在殷周之际的时候的，这种见解，据我们最近的研究，可以说是得着实物的佐证，便是由原始共产制到奴隶制的转变，到殷周之际，才真正的完成。”此殊附会！夏殷二代古无称帝之说，贬号之说乃出汉人臆造；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明辨之，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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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皇五帝三王之递嬗异称，遂若因世会而有高下之殊，于是皇与帝之号容有互称，而三代之称王一定不易；历稽经传，无称三王为帝者，司马光《稽古录》称夏殷为王是也。既不称帝，尚何贬号，史公之说奚据乎？《索隐》乃顺非而为之词，云：“夏殷天子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总曰王”；《旧唐书·沈既济传》云：“夏殷为帝，周名之曰王”，何其诞也！若以周初贬之，则武王不过卑以自牧，如夏称后之比，改帝为王而已，安得贬及夏殷？若以周末贬之，则战国齐秦犹帝，更不应贬及先代，且即云后世贬之，则如《甘誓》“王曰：六事之人”，此真夏书也，其谁贬？《汤誓》“王曰格尔众，夏王率遏众力”，《盘庚》三篇，王凡十一见，《高宗肜日篇》王三见，《勘黎篇》王五见，《微子》一举“先王”，三呼“王子”，此真商书也，《玄鸟》之诗曰：“武王靡不胜”，《长发》曰：“玄王桓拨，武王载旆，实左右商王”，《殷武》曰：“莫敢不来王”，此商颂也，又谁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