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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虽称尧舜，然亦空泛无史实。及《墨子》，乃盛称尧舜事迹，而虞之一代亦开始出现，《墨子·明鬼下篇》云：“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又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尚贤中》《节葬下》《天志中》《天志下》以及《贵义》诸篇，皆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虞夏商周明有四代而云三代，尧舜明在“三代”之外，而亦称在“三代圣王”中，盖时人惯称“三代”，虽增虞一代，一时不便改口，故犹混称“四代”为“三代”耳。《墨子》既言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又言三代之圣王为尧舜禹汤文武，明以尧舜同属虞代，盖《墨子》著者尚未知有陶唐一代也。案，《淮南子·齐俗训》高注引《邹子》云：“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吕氏春秋·应同篇》述五德终始之说，谓黄帝之时土气胜，禹之时木气胜，汤之时金气胜，文王之时火气胜。禹汤文王为夏商周之始王，则黄帝亦虞之始帝，是不仅尧舜同属虞代，即黄帝以下，舜以上无非属于虞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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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称高阳（即陶唐，详下），高阳即高高在上之天帝。《左传》《国语》等书始称陶唐氏，《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夏书》称彼陶唐今以失行而灭亡，明陶唐为夏前之一代，此《夏书》见引于《左传》，其制作年代当较《左传》为早，当与虞为夏前一代之说同时并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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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襄二十四年传》及《晋语》又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此谓自虞以上为陶唐氏，至夏而始变为御龙氏，明陶唐氏不特虞以上有之，即虞时亦有之，是陶唐氏为虞前及虞时之一诸侯，此则牵合虞与陶唐氏之说而为之调和者，犹不确以陶唐氏为虞前之一代也。《论语·泰伯篇》称“唐虞之际”，《孟子·万章上》称“唐虞禅”，皆仅一见，除此以外之先秦古籍，未有连称唐虞者，当出后人附益。以陶唐氏为虞前之一代，此说当起于战国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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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即“下后”，“夏”“下”古通，“有夏”即“下国”，“有”“囿”与“国”“域”古音相通转，禹羿等本为“下后”“夏后”（即社神），故其所处为“下国”“有夏”（证详《说夏》篇）；“陶唐”即“高阳”，尧舜等本为“上帝”“皇帝”，故其所处为“高阳”（证详《陶唐、高阳》篇）；“夏后”神话既演变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人王，故“有夏”乃亦演变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一国一代；及“上帝”神话既演变而为古史传说中之人帝，“陶唐”乃亦演变而为传说中之一国一代，后人见“陶唐”与“有虞”同为夏前一代，说相冲突，因复以陶唐为有虞之前一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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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传说之先后发生，自有其层累，亦自有其演变发展之规律，非出向壁虚造，庙号与神祇称号之混淆，实为神话转变为古史之主要动力，此多出自然之演变；智识阶级之润色与增饰，特其次要者耳。古史传说之产生与演变，由于无意自然者多，出于有意杜撰者少，出于时代潮流之渐变者多，出于超时代之突变者少，视大众意识而转变者多，出于一二人之改变者少。持托古改制之说者，竟谓少数诸子之力足以遍伪古史，此未免夸大其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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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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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东西民族神话之融合与古史传说系统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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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民族文化不外东西二系，在史前期，彩陶文化由西来，黑陶文化由东往，以两文化之交流融合，乃生殷墟之高度文化。入于有史时代，其形势犹然。殷本东夷，与外族最大之战争，莫过高宗伐鬼方之役，鬼方与獯鬻狁昆夷犬戎，并一族之变名，乃西戎之大族；周本亦羌戎之族，《书·牧誓》称庸蜀羌微卢彭濮人皆从武王伐纣，皆西方民族也。《左昭四年传》云：“商纣为黎之，东夷叛之”；又《昭十一年传》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东夷与殷为同族，是殷之得失天下视其同族之能否团结为断也。及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即楚）盈（即秦等）以畔，殷东徐奄熊盈皆东方民族，此时又联合以抗周。以东方民族之众多，镇抚殷民，实为一严重问题，故周虽克殷而仍立武庚，武庚既败而犹保留一宋国（商宋乃声之转），皆周人怀辑东人之策也。《左定四年传》称周公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康叔封于殷墟而仍其旧名曰卫。卫本即殷字，殷古或作（见《吕氏春秋·慎大篇》），而与卫同。殷遗民除宋鲁卫外尚有齐，“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薄即亳也）”（《汉书·地理志》）[2]。周时齐鲁卫一带，统治者为周系之西方民族，而国民则多为殷系之东方民族，东方民族之文化习俗犹得相当保存，例如三年之丧为殷制而非周制，故滕国卿大夫称鲁滕先君莫之行，而《论语》则谓“天下之通丧也”（见毛奇龄《四书言》、《四书改错》，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又如陈宋淮楚秦“元”“寒”“桓”诸韵皆转入“歌”“戈”“麻”（见林语堂《陈宋淮楚歌寒转变考》，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当亦东方民族之方言[3]。吾华民族文化既有两大系之分，宗教自不相同。神话起于宗教，东西民族之宗教观念既殊，其神话自亦不同，由神话而演变为古史传说自更不同也。本文前后已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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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称殷人为夷为戎，无非民族意识之表现，殷周之际之史料，其出于当世者，如《周书》所载，既为周人一面之词，颇多诟厉诋，其出后世传说者，亦咸谓大王王季文武周公积德累行，吊民伐罪。殷人国亡后，其史料多不得传，商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殷周兴亡本东西民族势力之消长，至此一变而为革命之运动。周人于殷民，初本用高压政策，昔日之统治阶级，此时乃沦为臣仆，“是使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定四年传》），观乎《书》中《多士》《多方》等篇告诫殷民，措词之严厉，可想见殷人亡国之惨状。“《书·多士篇》殷族言汤用夏族迪简王庭而周不然，《多方篇》周公许殷邑胥伯大小多正，以有服在大僚而卒不用。周以干戈定天下，胜国之臣不得豪也。”（俞正燮《癸巳类稿·乡兴贤能论》）周人于政治上既加压迫，于经济亦然，“周公迁殷民于成周，成周居四方之中，可耕之土田少，又压迫于异族之下，力耕不足资生存，故多转而为商贾，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说详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刊《国学论丛》一卷一号）。周人对殷人，不特于政治经济加以压迫，即于宗教亦然，古时之宗教观念，各地有各地之社神，各神各有其地域，亦各有其族类，此等观念至春秋时犹然，如《左僖三十一年传》宁武子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左僖十年传》狐突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此当为当时成语。古时社稷之祀与国同兴亡，故古人每以社稷代表国家之称谓，周既克殷，殷人社稷之祀，自必受严重之打击。周本小国，并尝受封于殷，及国力既盛，乃并其宗主之国而灭之，此明为侵略之行为，而周人讳言侵略，乃对殷人力加诋，其数商之罪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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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书·牧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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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佚），罔顾于天显民祇。（《书·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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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书·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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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书·酒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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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商考信录》归纳言之曰：“盖惟迷于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至忠直逆耳，谗人幸进。”周人于殷王之诋如此，而于殷神之诋，亦复相类。羿与少皞及挚皆为东夷之社神（详《后羿与商启》篇），《天问》称夷羿“革孽夏民（下民）”，《山海经》称羿“扶下国”，“始去恤下地之百艰”，盖《天问》《山海经》本淮楚之作，所载犹存东夷民族神话之真相，未经周人之窜乱，故盛称羿之善；而《论语》谓其“不得其死然”，《离骚》亦谓其“淫游以佚畋”，“乱流而鲜终”（《离骚》之出较晚，盖已渗入周人传说）。《史记》又谓挚“不善”。启本亦东夷之神（详《启》篇），《山海经》称启“上三嫔于天”，“焉得始歌《九招》”，而《墨子·非乐篇》引《书·武观》则谓启“淫溢康乐”，“湛浊于酒”，“万舞翼翼，天用弗式。”鲧共工即玄冥冯夷，本殷之河伯（详《鲧、共工》篇），《天问》称鲧“顺欲成功”，《山海经》称“鲧禹是始布土，均定九州”，而《墨子·尚贤中篇》谓鲧“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洪范》又谓“鲧洪水，帝乃震怒”，“鲧则殛死”；《国语·周语下》又谓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皇天弗福”，“共工用灭”。丹朱、兜、阏伯、祝融即朱明昭明，为殷人东夷神话中之火正（详《丹朱、兜》篇），而《尧典》谓丹朱“讼”，《皋陶谟》谓丹朱“惟游是好，傲虐是作”，“用殄厥世”；《孟子》《尧典》谓兜为四凶之一，《左传》谓阏伯“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史记·楚世家》又谓“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即祝融）”。总其罪状，亦不外淫佚酒色，傲慢昏庸而已，与周人数殷王之罪，如同一辙，此盖周人既克殷，于殷王既力加诋，于殷神亦同其毁谤，既诋其人间之领袖，又诋其神国之领袖也。淫溢康乐，本古人心目中亡国之君之恶德，如《吕氏春秋·先识篇》云：“中山之俗，以昼为日，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淮南子·齐俗篇》《说苑·权谋篇》同，《说苑》“康乐”上有“淫昏”二字）人国既亡，于是神国与之偕亡，人国之主以淫溢康乐而亡，神国之主乃亦以淫溢康乐而亡，神国之命运随人国而兴废，何神人感应之捷若此？至周人于殷人东夷之上帝——帝俊帝喾帝舜等绝未见有诋之辞者，盖时人之宗教观念，以社为邦土之神，以国分；上帝唯一，初无邦域之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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