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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170707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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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导论 附录 刘歆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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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之问题，乃我国学术界之一大公案。晚清今文学者，自刘逢禄以迄康有为、崔，无不疑古文经为伪，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史记探源》二书，集百年来今文学者考辨之大成，持其说最备！以为古文作伪自刘歆，传于通学，成于郑玄。歆之伪古文，发源于《左传》，成于《周官》，又遍伪群经，为之佐证，窃夺孔学，奖翼莽篡，“内奖暗干以成其富贵之谋，外藉威柄以行其矫伪之学，上承名父之业，加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旁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莫不伪窜，作为尔雅八体六技之书，以及钟鼎，以辅其古文体；于是学者咸惑，丰蔀千年，皆古文之为也！”歆“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变乱先圣之典文，惑易后儒之耳目”，其罪乃不胜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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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莽传》称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今文学者据此，谓乃歆欲附成莽业而伪此书，以为莽居摄践祚，比于周公，《明堂位》载周公始摄而居天子之位，莫不与莽事相应，歆伪《周官》《尔雅》，事事称周公，盖以揣合莽意，奖翼篡事。《左传》经说，每多贵媚权臣而抑公室，此亦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左传》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莽之居摄，名义亦由于此，是歆之伪《周礼》《左传》，似若明证昭昭。然古文诸经，互有征验，谓《左氏》《周官》伪，不得不谓歆遍伪群经；然《史汉》与古文经应合者尚多，谓古文经尽伪，又不得不谓歆遍伪群书。《七略》出于刘歆，《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史记》亦出歆窜，“处处设证，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觉。”“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征应四布。”条理精密，何歆之欺人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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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学者谓歆伪古文经，将以媚莽助篡，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歆争立《左传》《逸礼》《古文书》《毛诗》时，王莽已去职，歆岂得预知莽之将篡而伪之哉？康氏谓盖“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于是“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歆又以“汉世《春秋》之学最盛，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国语》，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是歆之伪古文经，初不在媚莽，遭逢莽篡，更为点窜润色，歆竟一伪而更伪，是何天下之易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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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古文经多出歆伪也，今文学者以古文字亦出歆伪；不仅古文经之古文字出歆伪也，古金文亦出歆伪。“刘歆欲夺孔子之经，因得间而起，以宗室之英，名父之子，校书之任，多见古物，挟其奥博，搜采奇字异制，加以附会，伪为鼎彝，或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瘗山谷，而欺绐后世，流布四出，以为征应。”“征应既多，传授自广，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为影射。”何歆之欺人，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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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仅古文经古文字为歆伪也，“歆既尽窜伪经，遍布其中矣，无如伪书突出，师授无人，将皆疑而莫之信也；于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伪造师传，假托名字，弥缝其隙，密之又密”。不宁唯是，《莽传》称莽征天下通《逸礼》、《古文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者，诣公车，至者千数。《汉书·艺文志》称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此又“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假藉莽力，征召贵显之，以愚惑天下”。作伪书于内，分授私人，而又散私人于天下，甚或伪造师传，假托名字，何歆之欺人，至于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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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如今文学者之所考辨，刘歆之伪古文经，既多伪造物证，又多伪造人证，“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时儒虽愤攻古文，曾不一露其伪迹，欺绐二千年而无一人发其覆，是何天下之易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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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今文学者以《周官》为刘歆作伪，宋胡宏、洪迈及清方苞等，俱已有此说，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六“《周礼》非周公书”条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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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痡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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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周官辨伪》，亦谓《周官》出歆承莽意而增窜，姚际恒亦谓《明堂位》必新莽时人借周公以谄莽者。今文学者以《左传》为刘歆所伪，其说亦远有所承，隋刘炫已谓“处秦为刘，非丘明之笔”，孔颖达《正义》亦谓刘为尧后之说，乃汉儒“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无非因其与莽政莽典相应合而臆说之，初无实证也。且歆之争立古文，与莽之发得《周官》以明因监，初非一事。歆移书太常，争立《左传》《古文书》《毛诗》《逸礼》，不及《周官》，而今文学者必谓歆欲附成莽业而伪此书，又伪群经以证之，何歆伪群经以证之在前，而此书之出反在后？抑歆先伪《周官》，伏而不发，而先发其证之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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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今文学者之史学方法，最著者即为《史》《汉》对校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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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得《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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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梅《尚书考异》，考《古文尚书》时，亦以《汉书》《史记》对较，以《史记》无古文经事为异。此诚可异！康有为辈既据《史记》以斥《汉书》，乃又谓《史记·封禅书》之称《周官》，《十二诸侯年表》之称《左氏春秋》，《封禅书》之称秦祠少昊，《吴世家》之称少康，又出歆之伪窜。故当时朱一新即尝移书以责康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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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证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无邪堂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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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良品《答梁启超论学书》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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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贵师必专据此书，但于其中有合己意者，则曰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意者则以为刘歆所窜入，不知贵师断为刘歆窜入者，实有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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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慨乎言之矣！康氏又尝据《汉书》称《左传》出歆之引传解经，及汉儒之愤攻刘歆，以证歆之伪古文，康氏既以汉书为歆作，何又自暴其伪迹若是？崔乃又谓：“刘歆班固皆有《汉书》，后人杂之，遂成今之《汉书》。”亦意为进退也。称周公践天子位者不仅《明堂位》，《荀子·儒效》，《韩非子·难二》，《淮南子·齐俗》、《氾论》，《礼记·文王世子》，《韩诗外传》卷三、卷七，《史记·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说苑·君道》，《尊贤》等篇均有之，如今文家言，谓出歆之伪托，将此等书无一非歆伪窜乎？康氏《伪经考》《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采《汉书·向传》及《五行志》、《说苑》、《新序》、《列女传》，以证其与歆伪经显相违忤，而《说苑》又明载周公践天子位事，于是康氏乃谓此又“改易父书，以申己说”。康崔辈以《书序》亦歆伪，而《书序》称“周公相成王”，绝无践阼之意，则又何耶？康崔辈竟自“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歆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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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或以五德终始及五帝传说为其论辨之中心，五帝之传说，于古有二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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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 《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主之。《汉书·魏相传》载相奏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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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等主之，《吕氏春秋》高注、《五帝本纪正义》引谯周、应劭、宋均说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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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学者必以后说为近古，前说则刘歆之伪造，而“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无非出歆手。大皞本即帝喾，少皞本即契，其说实远有所本：“喾”古或作“俈”，从告声；大皞或作太浩，如《楚辞·远游》云：“历太皓以右转兮”是，亦或作太浩，如《淮南子·览冥》“得清净之道，太浩之和也”是，皆从告声，“喾”之与“皞”，音同通假，称帝喾为大皞者，犹《孟子》称帝舜为大舜（见《万章上》），尊之也。《世本》云：“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左昭十七年传》郯子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古“挚”“契”同部，《天问》云：“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离骚》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是玄鸟即凤，契为凤所降生，而《左传》郯子又言“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大皞之即帝喾，少皞之即契，其他例证尚多。《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一系之神话，本出殷人东方之传说，如五神中之祝融即朱明、昭明，《淮南子·天文训》称南方“其佐朱明”可证，蓐收即王亥，《左昭二十九年传》云：“该为蓐收”可证，玄冥即冥，《祭法》云：“冥勤其官而水死”可证，其他例证亦多。二系五帝说之不同，纯出东西民族传说之异，初无所谓今古文也。大少皞之说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左传》郯子之言与夫《国语·楚语》及《山海经》。秦嬴姓，亦即盈姓，本亦东夷，《史记·秦本纪》称其祖先之后有郯氏、徐氏、嬴氏，是秦固与郯为同族。故郯子言其祖为大少皞，《吕氏春秋》本秦相吕不韦集宾客而作，故有大少皞之说，《史记·封禅书》亦称秦自以为主少皞之祀。楚熊氏，本亦东夷，即《逸周书》所谓熊盈之族，熊盈偃嬴为一姓之分化，刘师培著有《偃姓即嬴姓说》（《左集》），尝明证之，楚为东夷，故《楚语》亦有少皞之说，《山海经》之说，与《楚辞·天问》相类，本亦淮楚人之作，故亦有大少皞之记载。《吕纪·月令》一系之五帝说本东夷之传说，其不多见于儒家之典籍，本不足怪，乌可一并归之歆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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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谓：“《左氏春秋》《国语》五帝序少昊与《易》《春秋》《礼》家言俱不合，盖夫子所不序。”少皞固非孔子所不序，《大戴礼》之五帝说，亦未见其为远古相传之说，《易·系辞传》所称包牺神农黄帝尧舜之次，本不与五帝说相涉，初无所谓合不合，且《易传》明云“包牺之王天下”，其非五帝说甚明。刘氏据此以疑少皞非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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