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090146e+09
1707090146 世祖混一海宇,始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与二三大臣所谋也。李毡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三百户亦然。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令军民各异所属如初。
1707090147
1707090148 国制,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
1707090149
1707090150 据此看来,可见得元朝的治中国,全是一种用兵力高压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元史》说:“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
1707090151
1707090152 大中国史 [:1707086151]
1707090153 第四节 刑制
1707090154
1707090155 宋朝的制度,是一切因唐之旧,至于事实不适,则随时改变;但是新的虽然添出来,旧的在名义上仍没有废掉。始终没统观全局,定出一种条理系统的法子来。官制是如此,法律也是如此。
1707090156
1707090157 唐朝的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宋朝也一切沿用。其有不合的,则随时加以“损益”。但是总有新发生的事情,非损益旧律所能有效的。则又别承认一种“敕”,和“所沿用的唐朝的律令格式”有同一的效力。——“敕”和“律令格式”冲突的地方,自然要舍“律令格式”而从“敕”。其实就是以“命令”或“单行法”,“补充”或者“更改”旧时的法律。而所谓“敕”者,亦时时加以编纂,谓之“编敕”。又有一司的敕,一路的敕,一州一县的敕,则是但行于一地方的。到神宗时就径“改其目”曰敕令格式。当时神宗所下的界说,是:
1707090158
1707090159 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
1707090160
1707090161 自此以后,迄于南宋,都遵行这一种制度(南宋以后的敕令格式,绍兴、乾道、淳熙、庆元、淳祐,共改定过五次。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敕,时有损益,不可胜记。宋朝的法律,似乎太偏于软性些)。
1707090162
1707090163 契丹的法律,是定于兴宗时候的,谓之《新定条制》。《辽史》说:系“纂录太祖以来法令,参以古制”而成。刑有杖、徒、流、死四种。按《辽史》:“太祖神册六年,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治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圣宗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则兴宗的新定条制,仍是汉人和契丹诸夷异治的(《辽史》又说:圣宗时,“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等科之。”则其中又有不平等的地方)。到道宗清宁六年,才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渐有向于平等的趋势。契丹的用法,本来是失之于严的。到圣宗时,才渐趋于宽平。但是到天祚时,仍有“投崖”、“炮掷”、“钉割”、“脔杀”、“分尸五京”、“取心以献”等种种非刑。这是由于契丹文化太浅之故。所以《辽史》说:“虽由天祚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
1707090164
1707090165 女真的旧俗,是“刑赎并行”(《金史》说:“轻罪笞以柳葼。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赏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时,才“稍用辽宋法”。熙宗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以辽宋之法,类以成书,名曰《皇统制》。颁行中外”。海陵时,屡次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世宗时,诏重定之,名《大定重修制条》。章宗时,又照唐律的样子,重修律令格式。并于律后“附注以明其事,疏义以释其疑”,名曰《泰和律义》。金朝的法律,似乎比辽朝进步些。但是他的用刑,也是伤于严酷的。而动以鞭挞施之于士大夫,尤其是一个缺点。《金史》说:“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县立威,甚者置刃于杖,虐于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箧故习,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以惨酷办事为长才。有司奸赃真犯,此可决也,而微过亦然。风纪之臣,失纠皆决;考满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待宗室少恩,待士大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可见用刑宽平,和养人廉耻的观念,不是浅演的民族所能有的。
1707090166
1707090167 元朝的情形则又是一种,他的用刑是颇伤于宽纵的。而其所以伤于宽纵,则大抵因政治废弛之故。按《元史》说:“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这所谓严刻,也不尽是金律害他的。只要看乃蛮皇后的旨意,奥鲁剌合蛮所出的主意,令史不肯宣传的断其舌,不肯书写的断其手,就可知道蒙古人的用刑是怎样的了。“世祖时始定新律……号曰《至元新律》,仁宗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取前书而加损益焉……号曰《大元通制》。其书之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亦用笞、杖、徒、流、死五刑,而笞、杖皆减十为七。《元史》说:“……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烦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例,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识者病之。”可见得元朝用刑的宽纵,全是政治废弛的结果。至于“其君臣之间,惟知轻典之是尚”,则大约是受喇嘛教的感化,和纵囚祈福同一心理。这种煦煦为仁的好处,实在敌不过“令西僧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的坏处。要知刑罚是贵于“平”,固不应当“严酷”,亦不当一味“宽纵”的。又元朝因笃信宗教之故,当时的宗教徒,在法律上也颇享些特权。看《元史·刑法志》所载下列两条可知。
1707090168
1707090169 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合问。
1707090170
1707090171 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至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
1707090172
1707090173
1707090174
1707090175 诸蒙古人因争及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1707090176
1707090177 这种不平等,则异族人据中国时代,怕都有之,不但是元朝了。
1707090178
1707090179 大中国史 [:1707086152]
1707090180 第五节 租税制度(上)
1707090181
1707090182 唐中叶以后的税法,和唐中叶以前,也起了一个大变迁。便是:唐中叶以前的税法,都是以丁税和田税为正宗;虽或注重杂税,不过是暂时之事(如汉武帝时代是)。平时国家固然也有杂税的收入,不过看做财源上的补助,国家正当的经费并不靠此(汉人说县官只当衣食租税,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所以隋文帝能把一切杂税,全行免除,参看第二篇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唐中叶以后,其趋势却大异乎是,至北宋而新形势遂成。
1707090183
1707090184 这个由于:
1707090185
1707090186 一、唐中叶以后,赋役之法大坏(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五节);又藩镇擅土,国家收入不足,不得不新辟租税之途。
1707090187
1707090188 二、因藩镇擅土,竞事搜括,其结果就添出许多新税来。
1707090189
1707090190 税目太简单,本是不合理的;专注意于贫富同样负担的丁税,和偏重农人的田税,更为不合理。能注重于此外的税目,诚然是进步的事。所可惜的,是当时所取的税目,未必尽良;征收的方法,又不甚完善罢了。现在且仍从田税、丁税说起。
1707090191
1707090192 宋朝的田税和丁税,还是用唐朝两税之法。其名目有五:便是一、公田之赋(也唤作税),二、私田之赋(对于租而谓之税),三、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四、丁口之赋,五、杂变之赋(杂变之赋,是唐以来于田赋外增取他物,后来又把他折作赋税,所以又谓之“沿纳”)。所赋之物,分为谷(以石为单位)、帛(以匹为单位。丝线和棉,都以两为单位)、金铁(金银以两为单位,钱以缗为单位)、物产(藁秸、薪蒸,以围为单位。其他各物,各用他向来沿用的单位)四类。征收之期,则“夏税”从五月起,到七月或八月止。“秋税”从九月或十月起,到十二月或正月止。
1707090193
1707090194 这其中所当注意的,便是唐朝的所谓两税已经把“租庸调三者所取之额”,包括在里头了。却是从唐中叶以后到宋,都另有所谓“力役”,这便是于“庸”之外再取“庸”。而又有所谓“杂变之赋”,则又是出于“包括租庸调三者之额的两税”之外的。所以这时候的税,实在远较唐初为重。
1707090195
[ 上一页 ]  [ :1.7070901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