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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宝钞1贯=交钞1两=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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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纹绫织为中统银货,有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的价,等于白银一两,没有发行。至元十二年,又造厘钞三种,是一文、二文、三文。因民不便用,十五年,就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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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钞。其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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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钞1贯:中统钞5贯:银两=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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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晓得当时的金银比价,恰是十倍。中统钞行了二十八年,价格跌为五分之一。武宗至大二年,又造至大银钞。其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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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银钞1两=至元钞5贯=银l两=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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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即位,因为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去银钞。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世盖常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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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钞,离开铜钱,而和实物相权,共有五十二年。顺帝至正十年,丞相脱脱议改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是为钞法的一变。这时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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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钞1贯=至元钞2贯=钱100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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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钱可以相权,钞价应当涨起。然而《元史》说:“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遂十倍。”大约因名为相权,其实徒有虚名之故。又值海内大乱。“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舳舻连接……所在郡县,皆物贷相贸易。公私所积钞,人视之若弊楮。”元朝的钞法,就此无从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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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的币制,虽不整理。究竟要添出铜钱,总不能像纸币那么快;货币价格的变动,就也不能像纸币时代那么快。宋、金、元、明四代的钞法,在正史的《食货志》上看来,也不过七八卷书;然而当时人民的财产,因此而受损失的,却不知凡几了。到了明朝,就成纸币的末运,而银两大行。这个留待下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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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学术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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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到唐,为老学和佛学发达时代。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已经说过了。到北宋时,而这种学问的反动力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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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的哲学,可称为“东汉末年,琐碎的考据和前此妖妄不经的迷信合而为一”的一个反动。再进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学。这种学问,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走到极端,就未免太偏于“出世”。到两宋时代,就要再一变而为“入世”了。这种思想,来源也颇远,唐朝时候,有一个韩愈,作了一篇《原道》,所说的,便是这种意思,但是韩愈这个人,学问太浅了,所以建设不出什么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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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事情,总有个哲学上的根据。对于一种学问的反动,也必已尽量吸收这种学问的长处。所以宋学的起源,还得借重于道家之学——就是中国最古的哲学,而为神仙家所窃取的(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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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行数百年,支配人心,极有力量的宋学,而其起源,反借重于一张隐居华山的道士(陈抟)所传的《太极图》和《先天图》,岂非奇谈。这张图,前人所辩争,是“到底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的一个问题。我如今发明变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来一无所有的,他所有的都是窃取来的。这个问题,便没有辩争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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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抟之学,一传而为种放、穆修,再传而为刘牧、李之才、周敦颐。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敦颐撰《太极图说》。图书之学,就如日中天。李之才传其学于邵雍,撰《皇极经世书》。这一派学问中术数一派,就发达到极点。周敦颐之学,由二程而远传于朱晦庵,这一种学问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阐无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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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种思想,也是北宋时学术的渊源。一则五代时气节坏透了,所以这时候的学者,都要讲究砥砺气节,孙复等是这一派。一则这时候国势衰弱,社会也凋敝极了。要想挽回国势,救济社会,就得讲究经世之学。胡瑗、范仲淹等,是这一派。这两派的思想,再参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张载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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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学问,总算是宋学的集大成。他既很讲究心性的精微,而于致用之学,以及孔门的经,也极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经极多。除《四书集注》外,于《易》有《本义》,于《诗》有《集传》,《书》则蔡沈的《传》,是承朱子意思作的。于《礼》则有《仪礼经传通解》,于《春秋》虽没有书,然他所编的《纲目》,实在自以为继《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学问,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贯之,和(二)承佛老之后的反动力,返而求之于儒的两种思想。前一种,是吸取魏晋到唐老学和佛学的精华,以建设一新儒学,革新儒家的面目。后一种,则系承佛老之学大盛之后,矫其过盛之弊,而还之于实用。这两种都是当时学术界上应有的思想。朱熹实在能够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学中,总可称为正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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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所讲的格物致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天下学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实在是空空洞洞,无从下手的。而且要把天下的物,格得“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后“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种致知,也可以说永远没有达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陆九渊一派出来,说即物穷理是“支离”,要先启发人本心之明,和他对峙。从宋学兴起之后,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革命。“尽挑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是宋学的一个特色。因此就发生“道统”之说,把周、程、张、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把宋学和前此的儒学都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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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砥砺气节,自然是一种好处。然而其弊,不免矫激沽名,就不免要树党相争。再加宋儒的议论,彻底太甚。于是论人则失之“苛刻”,论事则失之“负气”。往往有一种“只论是非,不论利害的偏见”,就是军国大事,也要拿来作孤注之一掷。加以这时候,对外失败,更足以激起国民的愤慨。就有像胡安国《春秋传》一派的议论(主张尊王攘夷),颇养成国民“褊狭”和“虚骄”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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