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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术思想,固然是党争的灵魂。而学派的分歧,就更能赋之以形。北宋的党争,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才大盛起来的。王安石不但是个政治家,亦且是文学者。当他执政的时候,他所著的《三经新义》,曾经立于学官。王安石和程颐,政见本是反对的。到徽宗时候,程门的高弟杨时,首先明目张胆,攻击王安石的学术。从此以后,程、王两家的学说,就立于正反对立的地位。南渡以后,秦桧是主张王安石之学的,赵鼎是主张程颐之学的。秦桧死后,曾经下诏:说“学术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学术界的趋势,毕竟不是一纸诏书所能防止的。酝酿到后来,到底成了庆元以后“伪学”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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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之学,虽然讲究心性,然而他于经世之务,和孔门的经,都颇留意。所以朱熹的学问,是颇为切实的,就是他的门徒黄榦、王应麟等,学问亦极切实(应麟著《困学纪闻》,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个远源。榦续成《仪礼经传通解》,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总不免于偏胜。像宋学这种专讲究心性的,到后来自然就流于空疏。周密《癸辛杂识》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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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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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空疏无具的风气,到南宋时已很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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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行于北方,是元以后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赵复,后来极著名的是金履祥、许谦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个吴澄,是颇近于陆九渊一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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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当两宋时代,史学颇为发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虽有杜佑的《通典》在前,实不及此书之精),都是贯串古今的名著,为前此所未有的,这也是讲求经世之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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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则因讲求理学,尊重实用故,性质近于质实,而不主张华藻。所以散文较骈文为发达。欧阳、三苏、曾、王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这也是魏晋到唐的文学的一种反动力(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因崇尚质实的趋势,而白话文大为发达。在学术一方面,则应用之于语录上,以求不失真意。在文学一方面,则用之于小说和戏曲上,为文学界开一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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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后,印刷术的发达,是和中国学术的进步大有关系的。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备详。近人所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颇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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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四篇 近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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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朝的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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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朝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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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既定天下,不知怎样,忽然想行起封建政策来。分封诸子于要地,各设傅相官属,体制甚隆。虽然不干预地方政事,而各设护卫兵——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在实际上,便也颇有些势力。而燕王棣、晋王,以守御北边故,并得节制诸将,权势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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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封建表(除靖江王为太祖的重孙外,余皆太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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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樉 西安 楚王桢 武昌 宁王权 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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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王檀 兖州 沈王模 潞洲 代王桂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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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王栋 安陆 庆王 宁夏 周王 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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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棣 北平 潭王梓 长沙 韩王松 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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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王柏 荆州 唐王 南阳 辽王植 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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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王楩 岷州 晋王 太原 齐王 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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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王橞 宣州 蜀王椿 成都 肃王模 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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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王 洛阳 赵王杞 未之国 安王楹 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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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江王守谦 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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