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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术思想，固然是党争的灵魂。而学派的分歧，就更能赋之以形。北宋的党争，是从王安石变法以后才大盛起来的。王安石不但是个政治家，亦且是文学者。当他执政的时候，他所著的《三经新义》，曾经立于学官。王安石和程颐，政见本是反对的。到徽宗时候，程门的高弟杨时，首先明目张胆，攻击王安石的学术。从此以后，程、王两家的学说，就立于正反对立的地位。南渡以后，秦桧是主张王安石之学的，赵鼎是主张程颐之学的。秦桧死后，曾经下诏：说“学术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学术界的趋势，毕竟不是一纸诏书所能防止的。酝酿到后来，到底成了庆元以后“伪学”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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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之学，虽然讲究心性，然而他于经世之务，和孔门的经，都颇留意。所以朱熹的学问，是颇为切实的，就是他的门徒黄榦、王应麟等，学问亦极切实（应麟著《困学纪闻》，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个远源。榦续成《仪礼经传通解》，是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总不免于偏胜。像宋学这种专讲究心性的，到后来自然就流于空疏。周密《癸辛杂识》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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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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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空疏无具的风气，到南宋时已很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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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的行于北方，是元以后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赵复，后来极著名的是金履祥、许谦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个吴澄，是颇近于陆九渊一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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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当两宋时代，史学颇为发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虽有杜佑的《通典》在前，实不及此书之精），都是贯串古今的名著，为前此所未有的，这也是讲求经世之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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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则因讲求理学，尊重实用故，性质近于质实，而不主张华藻。所以散文较骈文为发达。欧阳、三苏、曾、王等，都是有名的作家，这也是魏晋到唐的文学的一种反动力（参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节）。因崇尚质实的趋势，而白话文大为发达。在学术一方面，则应用之于语录上，以求不失真意。在文学一方面，则用之于小说和戏曲上，为文学界开一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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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后，印刷术的发达，是和中国学术的进步大有关系的。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备详。近人所著的《中国雕版源流考》，颇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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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四篇 近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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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朝的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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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朝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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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既定天下，不知怎样，忽然想行起封建政策来。分封诸子于要地，各设傅相官属，体制甚隆。虽然不干预地方政事，而各设护卫兵——从三千人到一万九千人——在实际上，便也颇有些势力。而燕王棣、晋王，以守御北边故，并得节制诸将，权势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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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封建表（除靖江王为太祖的重孙外，余皆太祖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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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樉 西安 楚王桢 武昌 宁王权 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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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王檀 兖州 沈王模 潞洲 代王桂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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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王栋 安陆 庆王 宁夏 周王 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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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棣 北平 潭王梓 长沙 韩王松 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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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王柏 荆州 唐王 南阳 辽王植 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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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王楩 岷州 晋王 太原 齐王 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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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王橞 宣州 蜀王椿 成都 肃王模 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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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王 洛阳 赵王杞 未之国 安王楹 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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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江王守谦 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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