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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钦本不是十分安分的人（当穆宗时候，便宠任了太监安得海，违反祖制。叫他到山东去。这时候，山东巡抚是丁宝桢，颇为骨鲠。就把他捉住，奏请正法，孝钦无如之何）。然而当穆宗初年，乱事还未平定，不敢十分怠荒。又孝贞是文宗的嫡后，虽然不懂得什么事，孝钦总有些碍着她。到德宗初元，乱事已定，自谓中兴之业已成，便不免有些骄侈。公元1881年，孝贞后又死了，格外肆无忌惮。于是乘中法之战，罢恭亲王，而反命军机处有什么事情，同个幼稚无知的醇王商办。又宠太监李莲英，修颐和园。一切用度，都十分奢侈（当时的海军，固然练得不好，然而海军衙门经费，都给孝钦用掉，以至不能整顿，也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就不免政以贿成。用人行政，都渐渐地腐败起来了。德宗于公元1889年大婚，孝钦循例归政；然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还要参与，德宗毫无实权。德宗是个英明的君主，加以这时候，外交迭次失败；至中日之战，而形势大变；更加以俄订密约，德据胶州，形势更为紧急，不得不愤然英断，以定变法之计。而戊戌、庚子种种的变故，就要相因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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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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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以前，中国人对外的认识，可分为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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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士的译著书籍，是从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学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便看见了，也不信他。譬如纪昀修《四库总目》，对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这个是毫无认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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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五口通商之后，而中国人始一警醒。于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事》等出来。对于外国的情形，稍稍认识。然而这时代，所抱着的，还是闭关的思想；所讲求的，还是把守口岸，不给洋人攻破等法子。这是第二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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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平军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实在是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其事起于公元1860年，上海为匕首党徒刘丽川所陷。法兵助官兵收复县城。这时候，英人久经组织义勇团，以为保卫租界之计。各处富人，聚集上海的颇多。也共同集资，与外国人合筹保卫之法。于是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始募欧洲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组织成一队，名曰常胜军。华尔死后，戈登（Charles George Cordon）代为统带。克复太仓、昆山，并随李鸿章攻克苏州。中兴诸将，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知道中国的兵力，确非其敌。于是乱平之后，就要注意于练兵。设船政局，制造局，开同文馆，广方言馆，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至兴办铁路、汽船、电报等事，都是如此。这是第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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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种办法的弱点，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中日战后，更其尽情暴露。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和外国接触较深，知道外国内情较真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上，不易为人所认识。到中日之战，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又是长于旧学，在中国社会上，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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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一位今文学家，他发明《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汉以来的治法，只是个小康之法。孔门另有大同之义。所以能决然主张变法（可参看康氏所著《春秋董氏学》）。清朝一代，是禁止讲学的；所以学士大夫，聚集不起来。却到了末造，专制的气焰衰了，人家就不大怕他。有为早岁，就到处讲学。所以他门下，才智之士颇多，声气易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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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言事的。中日之战，要讲和的时候，有为亦在京都，联合各省会试的举子，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通盘筹划变法之计。书未得达。嗣后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时，有为又上书一次，共计五次只有一次达到，德宗深以为然。中日战后，有为创强学会于京师，要想聚集海内有志之士，讲求实学，筹划变法之计。旋为御史杨崇伊所参，被封。其弟子梁启超等，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倡言变法之义。大声疾呼，海内震动。一时变法的空气，弥漫于士大夫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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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亲政以后，内受孝钦后的钳制，外面则有不懂事的恭亲王，从同治以来，久已主持朝政，遇事还得请教他。其余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也都是顽固不堪，只有大学士翁同龢，是德宗的师傅，颇赞助变法之议。公元1898年，恭亲王死了，德宗乃决计变法。四月，下诏申言变法自治之旨，以定国是。旋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自五月至七月，变法之诏数十下。然而给一班顽固的人把持住了，一件事也办不动。八月初六日，孝钦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说德宗有病，再行临朝。说新党要谋围颐和园。把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杨深秀六个人杀掉。有为、启超逃走海外，于是把一切新政，全行推翻（参看近人梁启超所著《戊戌政变记》）。太后阴有废立之意，密询各督抚，各督抚都不赞成。外国公使，也表示反对之意。太后要捕拿康、梁，而外国照国事犯例保护，不肯交出。康有为立保皇会于海外，华侨响应，也时时电请圣安，以阻止废立。太后骂报馆主笔，都是“斯文败类，不顾廉耻”，要想概行禁绝，而在租界上的，又办不到。于是太后痛恨外国人，就起了一个排外之念。太后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原是预备废立的。虽然一时不能办到，而载漪因此野心勃勃。当时满大臣中，像荣禄、刚毅等，又存了一个排汉的念头（荣禄说：练兵本不是打外国人，是为防家贼起见。刚毅说：宁可把天下送给外国人，不要还给汉人）。汉大臣徐桐等则顽固不堪（徐桐至于疑心：除英、俄、德、法、美、日等几个强国外，其余的外国，都实无其国。都是一班新党，造了骗骗人的）。朝廷上头，布满了腐败污浊的空气，恰又有一个义和团，顺应他们的心理而发生，就要演出古今未有的怪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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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怎会得大臣的信任？究竟是堂堂大臣，怎会信任起义和团来？其中也有个缘故。中国自和外国交涉以来，种种的吃亏，自然是不待言而可知的了。有些不愤，想要振作图强，原也是人情。然而图强的方法，却就很难说了。“蹈常袭故”之世，“读书明理”的人，尚且想不出一个适当的法子来，何况处前此未有的变局，再加以揎拳勒臂的，又是一班毫无知识的人？专制之世，人民毫无外交上的常识，是不足怪的。却又有一种误解，很以一哄的“群众运动”为可靠。像煞交涉的吃亏，是官吏甘心卖国，有意退让的。倘使照群众运动的心理，一哄着说：“打打打！”“来来来！”外国人就一定退避三舍的了。这种心理，不但下流社会如此，就号称读书明理的人，也多半如此（在庚子以前，怕竟是全国大多数人的心理）。所以总说官怕外国人，外国人怕百姓。这便是相信义和团的根源。至于义和团的本身，则不过是个极无知识的阶级中人，聚集而成。只要看他所打的旗号“扶清灭洋”四个宇，是说的什么话——做盗贼也要有做盗贼的常识，倘使会说兴汉灭满，就够得上做盗贼的常识了。说“扶清灭洋”，就连这个也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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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是起于山东的。公元1899年，毓贤做山东巡抚，非但不加禁止，而且颇加奖励；于是传播大盛，教案时起。毓贤旋去职，袁世凯代为巡抚，痛加剿击。义和团都逃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又非常欢迎他。载漪、刚毅、徐桐等，就把他召入辇毂之下，称为义民。于是义和团大为得意，公然设坛传习，焚教堂、杀教士、拆铁路、毁电线，甚至携带洋货的，亦都被杀。京津之间，交通断绝，外国公使向中国政府诘问，中国政府，始而含糊答应，继而董福祥以甘军入都，于是公然下诏，和各国同时宣战。又下诏各省督抚，尽杀境内外人（幸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各省，不奉伪命；且和各国领事，订保护东南的条约。所以东南得以无事）。派董福祥的兵，会同义和团，攻击各使馆。从中也有暗令缓攻的，所以没有攻破。而德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都被戕。不多时，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八国的联兵到了，攻破大沽。聂士成拒敌天津（这时候，义和团骚扰得更不成样子了。聂士成痛加剿击，义和团大恨。士成和联军交战，义和团反从而攻其后。直隶总督裕禄，是深信义和团的，又遇事掣士成的肘，士成恨极，每战辄身临前敌），战死了。裕禄兵溃自杀。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发兵入援，也兵溃而死。太后和德宗，从居庸关走宣化，逃到太原，旋又逃到西安。联军入京城，又派兵西至保定，东至山海关，以剿击义和团。直隶省中，受蹂躏的地方不少，京城被荼毒尤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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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李鸿章方做两广总督。乃调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庆亲王奕劻，同为全权议和（鸿章死后，代以王文韶）。外人要求惩办罪魁，然后开议。于是杀山西巡抚毓贤；黜载漪爵，遣戍新疆；褫董福祥职；刚毅先已自尽，仍追夺其官；其余仇外的大臣，也分别议罪。1900年，和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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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赔款四万五千万两——金六千五百万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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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亲王大臣，分赴德、日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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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各国驻兵京城，保护使馆。使馆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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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拆毁天津城垣和大沽口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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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仇教州县，停止考试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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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八月里，太后和德宗回銮。回銮之后，自觉得难以为情了，乃再貌行新政，以敷衍天下。然而这种毫无诚意的变法，又哪一个信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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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满蒙藏的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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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变，所闯下来的祸，还不止以上所说的呢！原来关东三省，是清朝的老家（其实也算不得它的老家，因为辽东西本来是中国的郡县）。清朝入关以后，还想把它保守着（倘使老家给汉人占据起来，他就无家可归，真正在中原做了客帝了）。而东三省的形势和蒙古的关系，又很为密切的。所以想把这两处，统统封锁起来。关东三省中，只有少数的“民地”。此外就都是“旗地”和“官地”，汉人出关耕垦，是有禁的。蒙古亦有每丁的私有地和各旗公共之地。都不准汉人前往垦种，就汉人前往蒙古经商的，也要领了票据，然后可往。且不得在蒙古住满一年，不准在蒙地造屋。他的意思，无非怕汉蒙联合，要想把汉蒙隔绝了，满蒙却联结一气，以制汉人，然而这种违反自然趋势的命令，到底敌不过汉族天然拓展之力。康熙时，山东的人民，已经陆续地向关东移住了。康熙时的禁令，是极严的，终究是有名无实。到乾隆时的上谕，就说：“这件事，朕也明晓得了。现在内地人满，而关东地旷，一定厉行禁令，不准他去，又岂是帝王之道呢？朕也就默认了他吧。”——难道高宗没有满汉的界限吗？不是，他满汉界限的色彩，浓厚得很呢！不过明知道这种禁令，厉行也无益，落得解除掉罢了。汉人移殖关东的，共有三种：一种是因山东东部，土地瘠薄，人民渡海而往的。这种人，大约沿奉、吉两省的官道，自南而北。一种是犯流刑的人，在关东成家立业的。一种是咸、同离乱之际，出长城到蒙古东部，从蒙古东部而入吉、黑的。乾隆时，默认禁令的解除，嘉道以后，并偶有官自开放，招汉民前往开垦的事。因汉民移住的多了，并且渐渐地设立起州县来（最早的长春厅设于嘉庆初年）。移住蒙古的，则是太平军、捻军兴起，然后大盛的。原来蒙古人有了土地，不大会利用，把地租给汉人而收其租，却是很有利益的。所以清朝虽替他保护土地，禁止汉人前往开垦，而蒙古王公，却有私占公地，招汉人前往开垦的。就蒙民，也有愿将土地租给汉人的（到后来，又说土地给汉人占去了，蒙人就穷了。其实汉人何尝白占他的土地来）。所以从咸同以后，内蒙近边之处，也逐渐开辟。到后来，到底至于设立厅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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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封锁的政策，虽然不能阻止汉人的自然移殖，毕竟把汉人的移殖，阻止得缓了许多。现在蒙满之地，还是弥望荒凉，都是这种封锁政策的罪恶。倘使当初不存在“联合满蒙，以制汉人”的谬见，早早把满蒙开放，设法奖励汉人的移殖，到现在，就不敢说和内地一样，怕总比现在的情形，充实得加倍不止。绝不会有后来抱着满蒙这么一大片的地方，反忧其“瓠落而无所容”的患害。不但如此，汉官昏聩，到底也比什么将军、副都统等清楚些（就使官都昏聩，幕里也总有明白的人）。倘使早早招徕汉人，设置州县，沿边的情形，也总要比较好些。像公元1856、1860年两年，一举而割掉几千万方里的地方的事情，怕不会有吧？总而言之，从古以来，只听见“移民实边”，没听见“限民虚边”，清朝这种政策，“实在是限民虚边”的。到后来，反又忧其“边之不实”。不知这“边之不实”，是谁弄出来的。所以谋“独占土地”（以及“世界上一切利源”），总是最大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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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从东省铁路成后，俄人借名保护，沿路驻兵。一种侵略的势力，业已赫然不可侮了（以哈尔滨为陆上的中心，称为“东方的莫斯科”。以旅顺为东方舰队根据地）。偏偏庚子这一年，伪诏排外的时候，黑龙江将军奕山，又遵奉维谨，和俄国人开起兵衅来。攻哈尔滨，不克。攻阿穆尔省，又不克。俄人反举兵南下，连陷瑷珲、齐齐哈尔，寿山死之，因据吉林、奉天省城，挟将军以令全省。辛丑和议成时，俄人借口与中国有特别关系，不肯置议。回銮以后，要索中国政府，另订特约，被日、英、美三国阻止。这时候，各国相继撤兵，俄人迫于公议，无可如何，公元1902年三月初一日，和中国订撤兵之约。以六个月为一期：第一期撤奉天，第二期撤吉林，第三期撤黑龙江的兵。到第二期，就并不实行，反把已撤的兵调回。这时候，俄人在东三省的势力，炙手可热。日本人乃提出“满、韩交换”，要求俄国人不干涉朝鲜，日本人亦不干涉满洲。俄国人不听，于是日俄开战——在中国地方交战，中国人反宣告中立——其结果，俄人败绩。旅顺、奉天俱给日人打破，东洋和波罗的海舰队，也都给日人打败了。乃以美国的调停，议和于朴茨茅斯。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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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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