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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赣宁之役，张勋兵入南京，杀害日本商人三人。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同时又提出满蒙五铁道建筑权的要求。到十月初五日（选举正式大总统的前一日），南中国政府承认。所谓满蒙五铁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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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原到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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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平街到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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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洮南到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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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春到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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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龙到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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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九月，中国又和日本订立《满蒙四铁路的借款预备契约》。由日本垫款二千万元。所谓四铁道，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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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开原、海龙到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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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长春到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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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洮南到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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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洮南、热河间的一地点到某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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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期限为四十年。后来新银行团同日本竭力争持，才算把三、四两路放弃（见第八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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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有所谓天图路的争执。延吉县的天宝山，有一个银铜矿，系由日人开采，然而产额并不旺。1916年十二月，该矿代表刘绍文，呈请修筑铁路，从天宝山到图们江，计长二百余华里。交通部以与吉会路线有碍，批驳不准。1918年，又有吉林人文禄，和日商饭田延太郎合组公司；股本二百万元，中日各半；期限为三十年。呈请交通部立案。当于三月间，由交通总长曹汝霖批准。后来派员查勘路线，非与吉会线平行，更系两相交叉。而该公司送呈《路线图说》，又与原呈所定路线，完全不同。交通部说“原案当然不能有效”，遂咨由吉林省长，向日代表拒驳，日使函请发给开工执照，亦由交通部驳拒。后来文禄死在北京，这件事也就搁起了。1921年，日本人忽又决定动工。延吉人说该公司并无华股，一面阻其开工，一面电请政府取消原案。于是交通部派员往查。查悉其中确无华股；且天宝山矿，亦已停办年余。而1922年正月，忽有延吉、和龙士绅，电部说该公司实有华股，请部发给开工执照。四月间，日人要实行动工。两县士民，群起阻止；并派人赴京呈诉。当由外交部电致日领，转饬日人停工。一面由交通部派员前往查办。旋因报载日人径与吉林交涉，又经外交部通告日使：“凡未经中央认可的国际契约，一概不能有效。”后来据报载，此项交涉，又移到奉天。正式合同，业于十一月初八日签字。股本改为四百万元，中日各半。中国股东，倘不愿交现款，可由日股东代垫，而由华股东所得利益中扣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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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珲春、和龙一带，本系中韩接境的地方。据1922年年初，吉林督军孙烈臣致中央的电报，这三县的韩人，就有三十万。次多的，便是伊通、桦甸、东宁、宁安、密山、虎林各县。再次之，是奉天的东边道。若合三省统计，韩人应有六七十万。此项韩人，大都归化我国。就使不然，照宣统元年的《间岛协约》，也应服从我的警权和法权。再不然，径认为日人，也有一定的办法。然而事实上竟不然。据孙烈臣的电报说：“……利用韩民名义得计，则韩民之。如获得土地所有权等皆是。甚至日人假借名义，蒙混购地……利用日人名义得计，则日人之。如入籍问题，以日本国籍法相抵制……综言之：韩民，垦民，日民，在南满在非南满，是一是二；一任政策如何，任意舞弄……以韩民视韩民，则我对韩之惯例具存；入籍购地，归我管辖，不患无办法也。以日人视韩民，则我对日之约文犹在，亦不患无办法也。即谓在延边为韩民，在各县为日人，分别办理，亦可说也。若……举数十万……之民，忽韩忽日，忽南忽北，以为攫取领土，侵占主权之计，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真是个最难处置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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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不止于此。日本的压服韩人，实在是所谓“以力服人，非心服也”。所以韩国人反对日本的甚多。所谓“独立党”者，虽经日本人尽力压迫；其逃入华境的，中国方面，也竭力帮着取缔，终不能完全廓清。1920年十月二日，韩国独立党，和其他人等约三百人，从俄国双城子方面，潜入珲春。焚烧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人市街；日人死伤的，各有十余名。日本就进兵珲春，并且派兵到和龙、延吉、汪清、东宁、宁安各县。初九日，日本公使到外交部，要求协同剿办。经我国严词拒绝。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布告，且谓我国的官兵，混入匪徒之中。后来查无实据；且延边一带，又经我国军肃清。日本乃于1922年三月后，将兵撤退。而于珲春、和龙、延吉、汪清、东宁五县，各置警察。中国迭次交涉，迄不撤退。乃1922年六月二十八日，又有马贼袭击头道沟日本领事分馆，毁去房屋数间。日人死者二名，伤者三名。驻京日使，于三十日，七月初五日，两次提出警告。第二次并说：再有此项事件发生，不能不再行出兵。我国于七月十四日，由大总统下严厉的命令，将吉林督军孙烈臣，交付惩戒。仍责成奉、吉两省，协力剿捕。一面仍和日本交涉，要求其撤退警察，后来毫无效果。按我国的胡匪，在东三省横行，固然无可讳言；然而胡匪往往得日本的接济，也是彰明较著的事实。这个却也要求日本的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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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八章 最近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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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国时代的财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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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最为不了之局，是军队和财政，这是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军事大略，已见以前各章。财政大略情形，现在亦得略为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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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前清末叶的办新政起。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倘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就有少数的人肯加以考虑，亦属无益。则更无从说起了。我现在先举有清末叶以来，中国财政上扩张的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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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数字，全系推测概算，和实际不符，自然在所不免。又1913年、1920年，亦有预算；但临时收入（公债）和特别支出（军费），所列太多，不是通常的状况。又此表中特别会计（交通四政），未经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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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表看来，岁出的骤增，在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然而收入也随之增加。其最显著的，是田赋及关税、盐税、烟酒税。田赋在前清时，岁入不过三千万两左右，而民国预算，列至八千余万元。关税在前清为二千余万海关两，现为五千余万两。盐税先为一千余万两，现为八千余万元。烟酒税从前不过三四百万元，现在增至四千万元上下。然则中国的收入，原足以应付支出；而现在的闹穷，却是为何呢？（以上参看《努力周报》，《中国财政的出路》，及《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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