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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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屎溺是人的一件大事。禅宗法师说，道在屎溺，里面的名堂，我至今参不透。不过，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考试作弊，往往跟这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有点儿关系，作弊之人，多借上厕所之机，打打小抄。时间一长，监考的老师明白了个中的奥妙，于是监考从一个变成了两个，为的就是有学生要求上厕所的时候，陪着同去。但是这一招并不太灵，因为陪同如厕的老师，一般不大可能跟到厕坑旁去，紧紧盯着，想作弊，机会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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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考试大国，科举实行了一千多年，作弊和防止作弊，双方拉锯，道高或者魔高，此消彼涨。作弊的技术在发展，防止的措施也在发展，一来二去，考官们对于如何防止作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就有防堵考生下三路招数的严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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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当年科举考试的时候，是没有的，因为考试期间，根本不给考生上厕所的机会。凡是大考，考秀才（最后一场院试）、举人和进士，一连考很多天，考生拎着考篮进考棚，一种一排一排的房间，很有些像今日的大型养猪场的模样，吃喝拉撒住，都在里面。随着考篮和考生进考棚的，还有一个马桶，考试期间所有的排泄物，都只能装到这里头，盛满了，就有公役统一倒进考棚尽头的一个大粪桶里。考生坐在考棚自己的号子里考试，外面士兵手持大刀长矛，像看犯人一样巡视。进了考棚号子，不交卷，就甭想出来。考秀才县府两级的考试，俗称小考，时间较短，几个时辰就得，而且不用进大考棚，在各府县学官排下桌椅考试，但同样不许考生进厕所，每个人在座位底下，放一个夜壶，想要方便，就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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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考生借上厕所之机作弊是不可能了，但却出来另外的弊端。大考的考棚，靠近放粪桶的号子，味道异常，加之每次考试，都是夏天，云蒸日晒，臭气熏天，谁摊上这个号子，若想发挥正常，非得有超常定力兼抗熏能力才行。此号，被称为“臭号”。据说谁要是摊上了，说明此人祖上不积德，或者自家平时做了什么不好的缺德事。至于座位底下放夜壶，麻烦更大。由于这一级别考试的考生，都是童生，年纪大的固然不少，但年少的，具有顽童心态的人，也不乏其人。那时考试的现状就是，考生逢考必定排泄（大约是由于紧张），至少得撒上一泡尿，考完，就顺手把夜壶摔在过道上，扬长而去，弄得过道臭哄哄的。因此，凡是比较负责的考官，巡回监考的时候，必然口中念念有词：不许摔夜壶，不许摔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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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上厕所，则势必得允许考生带便器，因此给夹带带来了便利。那年月需要夹带的有两种东西，一是四书。八股取士，考题都从四书里出，带着书，防备万一考题出来，忘记在哪个章句哪个部位，可以翻看一下。一是现成八股高手的文章。平时复习，已经把各种题目的文章，反复做过，临考再押几个题，把现成的文章带进去，万一题正好押上，得中的机会就大多了。这种夹带的货色，都有专门的书商印制，纸张特薄，而且字特小那种。混在别的物品里，进门有搜检的，容易被搜出来，而将马桶夜壶做成有夹层的，带进去，相对容易多了，臭哄哄的便器，谁耐烦仔细搜检？这样的马桶夜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博物馆应该收藏。对于历史，比皇帝用过的马桶夜壶，应该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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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取士，是中国的一项发明，也是一种无奈。只要有考试，总会有人投机取巧，作弊和防止的攻防战，就会年复一年地打下去。尽管如此，要想真正遏止作弊，还得靠技术之外的东西。一旦考生对于作弊毫无羞耻之感，每次大考都全民总动员，就算制度再严，恐怕也堵不住。排泄就是一个大口子，因为任何考试，总不至于严格到不让人家拉屎撒尿。因此，人们利用这个口子，总是会做出作弊的文章来。在科举时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作弊奇招，而且这些招数往往借着便器施展身手，但人们作弊的幅度，远没有今日学校里那么大，因为真正有才能的人，还羞于靠这种下三路的手段，取得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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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制度的约制，总是有限。纵使执法者严格，不惜成本，也难免防不胜防，有堵不完的窟窿。没有相应的道德文化，或者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配合，制度，其实没多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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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祖宗”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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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炎黄子孙祖宗的黄帝，如果地下有知，最近会肯定感到有点儿乱。从前祭祀他老人家，都在陕西黄陵，近来河南新郑也在祭，说是那儿才是黄帝的老家。其实，河北涿鹿也建了一处纪念黄帝的所在，说那儿是黄帝最后战胜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陕西官员有点儿不乐意了，建议国家出面，整理祭祖的乱象，言外之意，就是罢黜别家，独尊我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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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问题，在别的祖宗级人物身上也有，伏羲、女娲、炎帝，还有尧舜禹汤，大家也在争抢，就跟争黄帝一样，各有各的道理。各地的人文学者，忽然之间都有用武之地了，跟着本地的官员屁股后面，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异口同声，都说自家门口这个祖宗才是真的。一时间，中华大地，遍地祖宗。反正这些遥远而名头特大的祖宗，在哪儿都找不到哪怕一丁点儿过硬的考古证据，证明这个地方就是祖宗“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或者死后葬身之所。大家争来争去，口吐白沫，所依据的，无非是那么点儿典籍上的记录，甚至一些虚无缥缈的民间传说。这些记录和传说又过于简略和模糊，正好留下空间，任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想象发挥，这大概要算是我们另外一些管记事的祖宗留下的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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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世间，熙至攘来，无非“名利”二字，凡是要争的东西，其间必有好处。文化这个小老鼠，拖出的必定是经济这个大木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眼下尊孔之风甚炽，孔子已经被炒成世界的万世先师，但孔庙所在地的曲阜，却越来越像一个超级的集市，孔府一部分和颜庙，也曾被包给旅游公司经营挣钱。孔府家酒、孔府宴酒，其实跟孔府毫无关系，只是商人弄出来低质白酒，却顶着孔府名头热卖那么多年，把老人家毁了不知多少道。有根有据、有府有庙的孔夫子命运尚且如此，那些目前还没有找到考古依据的祖宗，自然也只好为拉动各地的旅游经济做贡献了。只需建几个莫名其妙的台子和房子，刻上祖宗的名号，就可以逗引大家来此撒钱了。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华文化城，追究其动机，无非也是抢祖宗。平心而论，他们也冤——凭什么啥凭据没有的地方，一会儿祭黄帝，一会儿祭炎帝，而我们这里又有孔庙又有孟庙，却不能把所有的国家祭祀都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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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争夺，由于没有证据，也没有限制，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北京的老王麻子剪刀。老王麻子剪刀问世之后，由于产品过硬，质量好，一时畅销南北，人人爱用，结果，就冒出很多家老王麻子，为了维护品牌，原来的店铺只好在自家的招牌上加一个“真”字，变成真老王麻子剪刀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加一个“真”字，人家加两个、三个，真真、真真真老麻子剪刀店。最后是任谁也搞不清到底谁是真的，真正的王麻子也就没了。那年月的剪刀品牌没有专利制度保护，现在我们的祖宗也没有专利制度确认，大家看在钱的面上，只好争、掐。陕西的官员指望中央政府出面，维护自家的独占权，其实很傻、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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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的这些祖宗，到底是实有其人，还是历史传说，在学界还是有争论的，尤其是西方学界，都属于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主儿，不拿出点儿过硬的考古依据，人家不会买账。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远古祖宗的真实性，同样为西方不认账的殷商，不是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吗？出土甲骨文上的记载，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太史公的记录，其实有凭有据。既然这段记载可以被证实，那么炎黄的记载也未必就一定不能被证实，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会像发现殷墟、发现红山文化、发现良渚古城一样，发现炎黄的遗迹，尧舜禹汤的旧址。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我们的古迹，像保护自家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现有的和地下可能出现的文物古迹，不能像现在一样，地方政府都在捕风捉影地热衷造假古董，却不约而同地对本地的真古董漫不经心，甚至听任其风吹雨打，人为毁坏，或者过度商业开发，能挣一个是一个。对新发现的考古遗迹，如果名头大，就急于开发，开放旅游，如果名头小，则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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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下去，结果是可以预测的，我们终有一天，就像争抢王麻子一样，把祖宗给争丢了，遍地祖宗，等于没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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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造假派大师的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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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漫地，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还有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人造假。买假的人，有被人蒙的，也有买来为了蒙人的。人也有假的，所谓的假，是身份的假，假冒，假充，以次充好，冒名顶替。曾经有人冒充孙中山，前一阵儿还有人冒充李烈钧出来骗钱，这样的假冒，胆子虽然大，但多少还是有点儿知识含量的，至少得知道点儿历史。最没有文化的假冒，是伪装高干子弟或者领导秘书（熟人），但却长盛不衰，到现在也没看出有偃旗息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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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假冒，都是市井之辈的买卖，一旦败露就要坐牢的，所以，文化界和学界中人，非到万不得已，不做这样有风险的事，他们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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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是文化界顶尖的人物，不是像经常含泪的某名流说的那样，大师是比老师低一层次的称谓，老师算个甚？贵州山区的小学老师，一天挣一斤苞谷，还有拖欠的。在北京文艺圈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逮谁管谁叫老师，连拉幕的大爷都不落下。一说大师，文学界一般是鲁、郭、茅、巴，电影界则赵丹、金山，京剧则四大名旦，南麒北马，学界则陈寅恪、王国维、钱穆、陈垣。高山仰止，高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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