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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些人都没了，后面的人不甘寂寞，要造些大师出来。造大师的方式有三，一是自造，二是他造，三是自造和他造结合，联合产生。当今之世，自造者最众，小有成就，出过几本书，露过几回脸，混个小半熟，就自我膨胀，到处吹自家是大师，全不顾听的人受得了受不了。一位海外学者跟我讲，对这样的人，应该同情，因为人家有病。没错，有病，所以这种自造的大师，一般都出厂滞销，没人认账，因此最多只能算大师的小半成品。他造者，多半是本人并不如此热衷名利，但是周围人却死活要将之推出去卖掉，大家起哄造声势，最后逼得本人不认也得认。这样造的大师，能出厂，也能卖掉，唯一遗憾的是原材料不好找，因为这样能推出来的人，一要有资历，二要有点儿学问，三年龄要长，随便拉一个人出来，大概是造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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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都是为了图利，假烟假酒如此，假大师也是如此。自吹自造自我满足，当然无所谓。但是造出来在公共世界蒙人，性质就变了，如果因此而进入商业领域，打着大师的招牌牟利，那么跟欺诈也没什么两样了。尽管假烟假酒有工商局管着，而我们的假大师没人管，但打假还是必要的。道理很简单，作为人的世界，怎么说也还需要点儿真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是假的。自家喜欢吹牛，关起门来，跟自己家人吹，跟自己弟子吹，只要他们听着欢喜，怎么都行，但是，出了门，吹到了媒体上，就成了公共事件，乱吹，不行，公共媒体不能给假货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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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今之名片，古之“明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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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普遍用名片，是改革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看不太惯，嘲谑地称之为“明骗”。的确，当时时髦的人们，名片所载的头衔，多半名不副实，很有些忽悠人的意思在里面。名片是交往的工具，陌生人彼此相见，一上来就如《西厢记》里张生见莺莺一般地自我介绍，姓甚名谁，年方几何，是干吗的，自是不方便，尤其是那种弄一堆头衔的人，要靠自家张嘴一个个罗列出来，脸皮再厚，也未免会有些不好意思。都列在名片里面，一目了然，即使有不实之处，也属于“明骗”，这个时候，即便使用测谎器，也测不出心里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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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早用名片，是在清末，是跟外国人学的。到了民国，为了表明自己民族走向文明，国人不仅改戴洋礼帽（时称文明帽）、执手杖（时称文明棍），而且把自家原来用的大名刺，换成了小名片。只是，这玩意儿一直没有普及开，只在沿海都市的小圈子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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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名片是舶来品，但大名刺可是地道的国货。说起来，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早用类似名片这种东西作为人际交往的介质。名刺大概春秋战国就开始使用了。最早的时候，用的是木片，登门拜谒，要给对方一个关于自己的介绍，写在木片上，叫作谒帖。后来谒变成了刺，意思类似，因此谒帖变成了名刺。纸张发明之后，木片换成纸片。名刺到了明清之际，形质变得非常宏大。首先规模大，一个名刺要大到长五尺、宽五寸，比今天一张报纸还大。其次名字大，在一张大纸上，写上斗方大字。递名刺之前，得着仆人用封袋装着，拿着跟着走。据说，非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其实呢，看着自家的名字写得大大的，感觉也相当地良好。有意思的是，晚清外国传教士进来，不仅追求教阶与中国官阶的对等，而且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时候，也用大名刺，因此，那时在中国的洋主教，都有个中国名字，为的就是方便往名刺上书写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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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往往意味着效率。这一点，大名刺换小名片很是典型。从前的大名刺，得专门有个仆人拿着，如果是自己拿，绅士的体统就没法讲了，即使雇人拿，一个人也拿不了几个，雇头毛驴驮，没准会被人误会成赶脚的。因此，对外交际，一次见不了几个人。小名片则不同，装在精巧的名片夹里，社交场合，见到不认识而且需要自我介绍的人，“啪”地一声打开名片夹，宛如打开高档的香烟盒，风度翩翩地取出一张名片，说声“久仰，多联系”，躬身递给对方。转过身去，再对付下一个，同样的身段，同样的动作，可以重复N次。如果是大型酒会，需要量比较大，夹子里的名片不够用，包里肯定还有，子子孙孙无穷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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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这种社交场合或者学界开会，大家都会收到一堆各种各样的名片。相对而言，记者的名片最简单，一个头衔，一串联系方式，因为他们发名片，往往是为了要出来对方的名片，真的是方便联系，吃这碗饭，工作需要，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情况要复杂些，有的跟记者一样，发名片是为了回收对方的名片，取得联系方式，如果对方的名头大，这就更加必要，即便日后对方不加理睬，也可以作为资本炫耀。有的发名片，则仅仅是履行社交的一种程序，除非碰到了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一般情况下，这种人他们早就盯住了，用不着期待这种萍水相逢式的邂逅。这些人的共性，是名片上的头衔换得很快，这次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下次就变成了某协会的会长。学者的名片，头衔最长，有些人必须用折页，而且三折四折，看起来像本小型的书。对于这样的学者，应该建议恢复大名刺，一开的大纸，按笔画排列，详细开列名衔，估计怎么都够了。学者递名片，是为了期待对方主动联系的，他们觉得，如此一列吓人头衔的学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人们视为大师的，无论谁接了名片，都该主动前来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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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实际上是种推销产品的广告，只是这种产品，多半是人。当头衔不足以吓人的时候，有人就会在名片上印上自己做过的事业，或是一本他认为很有名，别人也许还不知道的书，或者是一部电视片，或者是一个什么工程。就像我曾经见过的某部官员，有段时间每天揣着部领导给他的表扬信，逢人就拿出来念一样。看这架势，对于这些人来说，也还是恢复大名刺的好，因为一下子可以装很多东西，第一时间轰炸对方，符合广告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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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戏法 东北的“人性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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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这个地方，连同内蒙古大草原，是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的后台，从那里头，不断地冒出来新的角色，在前台演一出，下去。匈奴人演完了，突厥人出来演，突厥人下场，契丹人登场，契丹人还没来得及卸妆，女真人就出来了，然后是蒙古族人，满族人。到了满族人当主角的时代，一直留在前台的汉人突发奇想，想要到后台看看，满人想把龙兴之地封起来的柳条边，不管用了，于是，今天的东北人问世了，他们是闯关东闯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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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东北地广人稀，天气苦寒，但土地肥沃，稀稀落落种上一季，杂草跟庄稼一样高，也一样饱满，一年吃不完，冬天可以渔，可以猎，可以采集，野味应有尽有，有些品种，比如江里几百斤重的鳇鱼，天上的飞龙，地上跑的梅花鹿，还是清朝皇帝贡品，内务府定期索要。在这种地方生活，很有几分像北欧，冬季漫长，天寒地冻，只能猫在屋子里，坐在火炕上侃天，熬过漫漫的长夜。因此，东北人都能侃，无论男女，嘴皮子特溜，会讲故事，也会编故事，没出一个安徒生，但是出来一个二人转，原因大概是侃到半截，憋不住就出来练练。从形式上讲，二人转比北欧童话更热闹，更有娱乐性，饮食男女，妙味无穷，比哪个地方的地方戏都荤，荤得像东北的酸菜白肉，看着白花花的，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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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移民区，除了奉天这种开发比较早的地区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乡绅，也没有什么宗族，祠堂和戏台都是稀罕物，原来地方的乡绅，很少会吃这个苦，拖家带口闯关东的，都是平头百姓。没人带头，过去的讲究也就没了，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在这里都比较糊涂。自然，现实中的男女界限，也不会那么清晰，大家闺秀自然是没有了，小家碧玉自然要抛头露面，待人接物，大大方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女少男多，婚姻分配不均，拉帮套式的婚姻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女人，尤其比较出色的女人，在主夫之外，再有上一个或者更多的副夫，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副夫就是拉帮套。干拉帮套这活儿的，一般都是年轻后生，虽然没有家庭大权，但很受主妇怜惜，只要听着栅栏门一响，当家的主妇就一脚把老公蹬下炕，一声断喝：滚。于是主夫就乖乖地给人腾地方。这种风习，连累当地的神界都糊涂一片，这里的人们供神，庙都不大，胡乱塞进所有知道的神仙佛祖，太上老君和观音娘娘都搁一块儿，没有男女有别的说法，连个帘子都不挡。其实，东北人真在意的神灵，都是自然神，山神土地，连黄鼠狼都特别受待见，有香也给它们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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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地方，人都厚道，清朝没断了把关内尤其是江南看不上眼的士大夫往东北发配，桐城方氏方拱乾、江南才子吴兆骞一干人等发到宁古塔，都能得到当地人的热心照顾，“解衣推食，得免饥寒”。这些原本发给披甲人为奴的可怜人，一到戍地，居然被奉为上宾，待为老师，给米、给肉、给貂皮，骑不了马，就给牛车，因此，很少听说发配东北的读书人饥寒而死的。东北这个地方，尤其是农村，大家过得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家杀了猪，全村人都来白吃，饱餐一顿，喝得烂醉，饱到捧肚子。杀猪这一家，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独享猪下水，从大肠小肠到心肝肺，当然，还有猪血，一上刀，猪血就被接下，然后趁热灌进同样冒热气的大肠里，做成血肠。也谈不上谁占谁的便宜，因为每家杀猪，大伙儿都这样吃，如果有谁家杀不起猪，会叫全村人看不起。如果真有这样的穷人，看不起归看不起，但决不会不让他家人来吃。这样的风俗，据我所知，在黑龙江的一些地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古风犹存，我一位要好的大学同学，放假回家，还吃过这样的杀猪宴。今天东北菜馆所谓的杀猪菜，应该就是这种风习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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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的另一面，是仗义。在东北，所谓的五常八德，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人们最在乎的，是一个“义”字。闯关东过来，脱离了宗法乡亲，无依无靠，一路艰辛，一路风险，在陌生的地方打拼，能活下来，靠的就是够朋友讲义气。东北原来挺太平，清末秩序大乱，东北物产丰饶，怀璧其罪，俄国人来了，日本人也来了，天下大乱，老百姓日子不好过了。但维持秩序，不靠官府靠自己，有一部分所谓的土匪胡子，实际上是割据一方，也是保护一方的保护队，这样的保护队，跟周围的乡亲，跟内部伙计，维持关系，靠的都是义气。在东北，对男人最大的贬词，就是说他不仗义，一个头顶着不仗义名声的人，多半活不了太久，就会遭遇三刀六个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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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张家父子的奉系军阀，鼎足而三，动一动举国乱颤，就是从保护队发的迹，团伙内部，引以为豪的东西，就是仗义。张大帅的部下，如果赌钱把军饷给输光了，用不着切腹自杀，跑到大帅那里坦白就行，不仅官丢不了，而且钱还能补给你；如果逛窑子弄没了，还不说实话，那可就两说了。1924年，孙中山要跟奉系联合，一起算计直系，孙中山的人来到东北，问张大帅手下的人，说：“我们有三民主义，你们有什么这么抱团？”张大帅的人回答说：“我们讲义气呀。”两年后，讲义气的张作霖，遭了大难，掌握奉系所有精兵的郭松龄，突发奇想，倒戈会师进攻沈阳，但是张大帅逃过一劫。因为郭松龄领的兵，虽然都是他训练出来的，但个个都是东北人，坚信“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人”，开炮不放弹头，开枪抬高三寸，自己就瓦解了。害得一世英雄的郭松龄，一败涂地，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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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依旧在传诵张大帅故事的东北人，依旧有些匪气。不好的地方是，打仗不要命，动辄拔刀相向，害得好长一段时间关内的城市，人们都不敢把房子租给东北人住。好的地方是豪爽，容易结交，一顿酒喝下来，就是兄弟，什么事都能办，好事办，坏事也办。交人不慎（很难慎的），吃了亏，老婆要是抱怨，做丈夫的肯定牙打碎了吞在肚子里，而且还要拍着肚子说：“我跟某某，过命的交情，钱他花了，跟我花了能差什么？”人们对法律条文没感觉，但对人之间的承诺倒是乐于信，吃过亏，下次碰上，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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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可以互相帮助，可以乐于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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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东北和东北人，都已经大变样了。小时候刚到东北，老乡对我说歌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现在去看，大姑娘很多，缺少的恰是兔子和狼，一个地方，人要是太多了，变化肯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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