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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9章 文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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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中我们暗示了罗马帝国的形成与汉代帝国的形成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下面的事实则显示了罗马征服的坚固:从横渡卢比孔河[72](公元前49年)到亚克兴[73]战役(公元前31年),席卷整个拉丁世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始终没有危及罗马帝国的根基。许多年之后,中国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机,险些让汉王朝土崩瓦解,但尽管如此,中国人在亚洲的统治还是得以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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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早期支系的衰落,显然是由宫廷生活的独特气氛所导致的,因为,并非只有法国才有像凡尔赛那样的宫廷,为王朝的衰落铺平道路。除此之外,还有文人日渐增长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跟实际事务不沾边。这一支系最后几位统治者的历史,是宦党与儒士之间钩心斗角的故事,从客观的立场上看,两者都同样无法面对中国强大的持久需求。27岁登基、43岁去世的汉元帝(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33年),是个胆小懦弱、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任由宦官们监禁自己。随着成帝的登基,衰退进一步加剧,成帝19岁即位,45岁去世(公元前33年至公元前7年),他既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浪荡公子(他总是夜晚微服出宫,流连皇城的花街柳巷,不惜冒着遭遇袭击的危险)。他的继任者哀帝同样也是19岁即位,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年至公元元年,他生活在一伙娈童之中,任命他的安提诺俄斯[74]为军队统帅。这种堕落最终让王朝声名狼藉。老太后(元帝的遗孀)利用这个机会,把权力托付给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王莽,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扶持一个影子皇帝(一个9岁的孩子)在皇位上待了几个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他就让这孩子喝下了一杯毒酒。然后,他宣布自己为“天子”(公元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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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已经篡权夺位的王莽不再仅仅是个野心家了。当然,后来为颂扬汉代支系复辟而写的官方历史谴责了这个篡位者。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至少是极力掩饰的是:这一统治时期(公元9年至22年)标志着文人党的胜利。王莽对儒家教义颇有造诣,关于家长统治抱有跟儒士们一样的理论,这种统治,就是最早(传说中的)统治者和周代先王的所谓统治,它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卢梭十分珍爱的“自然状态”。本着这一精神,王莽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这些法令利害攸关,不亚于一场无可置疑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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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专制统治的出现,使得大土豪得以增加,而小地主阶级随之减少,这增加了食客和奴隶的数量。尤其在饥荒时期,穷人被迫卖掉他们所有的祖业,甚至出卖自己和儿女为奴。王莽力图跟农村人口的这种奴役作斗争,把他们带回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的年代。然后,他矛头直指要害:如今,“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75]公元9年,王莽仿效哲学家孟子的远古乌托邦,每8口之家只允许拥有田地5顷。同时强迫领地多于此数的人把余下的田地分给亲戚和邻居。为了防止大领地的死灰复燃,他宣布了一项原则:国家是土地唯一的经营者。他禁止对这一法令作任何更改,从而防止了所有的土地买卖;用同样的方法,他禁止了所有的奴隶交易,只有国家才有权拥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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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公元10年),王莽创立了一个官方团体,其职责是管制国家的经济。市场监管者们奉命按季度制定每件日用品的最高限价。“市官”们按市价买下那些拿到市场上却找不到购买者的货品(比如谷、绢、布匹等),这些卖不出去的货品被储存起来,等到商品匮乏、面临升价威胁的时候再投放到市场上。官方银行家们以三厘的月息放贷。另一方面,课税均按照所有利润的十分之一征收。除了农民之外(对他们来说每个收获季计算课税很简单),法令要求各行各业——猎人、渔夫、家畜养殖者、蚕农、纺织者、金属制造者、商人、医生、占卜者和术士——全都要申报他们的收入,上缴百分之十的利润给国家。王莽还授权连续铸造货币(这解释了为什么有数量惊人的货币都冠以他的名字),在此期间,他反复让货币贬值。到最后,他下令垄断所有黄金,立法禁运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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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显示了王莽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门心思要找到解决当时危机的激进办法,而且还表明他更多的是一个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理论家,而不是人性的裁判者。他混乱的国家控制,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普遍的反叛。黄金的垄断使贵族阶级遭受了灭顶之灾。为新发行的劣等货币制定的固定汇率,加上把成色更好的老货币以同样的票面价值归还国家的义务,正在毁掉整个商业。最后,国家的木材和渔业的垄断,严重影响到了小农阶级。经济陷入了混乱,糟糕的收成导致饥荒席卷各省。农民叛乱频繁暴发,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山东,那里的天然肥沃也不足以抵挡经年累月的干旱或洪水,因为这个原因,山东总是成为社会动荡的温床和道教狂热宗派的中心。公元前3年,山东大旱,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的饥民在乡间游游荡荡,祈求道家的神。公元11年,黄河决堤,洪水淹没了山东与河北平原。公元18年,天下饥荒,人相食。一位强盗首领把叛乱的农民组织成了训练有素的队伍,指示他们把自己的眉毛画成红色,以为区别。赤眉军在人民同情的支持下,击溃政府军,很快就控制了黄河下游地区(公元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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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正统主义并没死去,汉王朝依然有它的支持者。随着王莽改革的失败,在赤眉军起义所带来的混乱之中,正统王朝的拥护者们在叛乱中迅速崛起。两位汉朝皇族后裔,刘秀和刘玄,作为领袖人物出现了,前者在河南,后者在河北。公元22年,这两个集团明智地联合了起来,公认刘玄为领袖,他们袭取了皇城长安。王莽被他的追随者们抛弃,躲到一座修建在皇家花园的池中塔楼的楼顶上避难。他在那里被人刺杀。这位梦想按照儒士的理想改变中国社会基础的人,就这样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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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位篡夺者被推翻了,但秩序依然没有重新建立。汉王朝的复辟是打着刘玄的旗号才得以实现的,但刘玄是个平庸的人,一旦掌权,就显示出了他的无能。他只对自己的享乐感兴趣,甚至让自己的厨子做了高官。与此同时,赤眉军依然盘踞着东部各省,此时,他们被刘玄的无能所激励,正在向首都进军。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长安,刘玄仓皇而逃。农民叛乱者一控制这座城市,就大肆劫掠。俘获刘玄之后,他们便把他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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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剩下另一位汉王朝皇位觊觎者刘秀,此人的才识器量大不一样,他机智聪明、精力充沛,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和一位深受欢迎的领袖。在长安被毁之前,他就在洛阳建立了自己的总部,此时,他在洛阳称帝(公元25年)。赤眉军在彻底抢劫长安之后,便开始向东退却。刘秀的大军把他们包围在了长安与洛阳之间,斩杀无数,剩下的都成了俘虏,总共大约有8万盗匪和他们的女人。此外,刘秀精明地意识到了该如何结束一场革命,他在革命者当中挑选精干强健的人,把他们编入自己的大军(公元27年)。三年之后,他对行政管理的改革已初见成效,税负下降到了三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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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0章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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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复辟了。幸运的刘秀如今当上了皇帝(光武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公元25年至57年),他花了32年的时间来修复战争给他的国家所带来的满目疮痍,重新建立了中国在东亚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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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大乱的那些多事之秋,中国自然而然地丢掉了其大部分外国属地。革命是有传染性的,某些依然保持忠诚的领地,在动乱岁月里也成了迟来的反叛的中心。印度支那的安南国,就正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一时期,安南国仅仅只包括东京湾和顺化以北的安南。现代安南的南部和中部各省,当时还处在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事实上,安南人只占据了东京湾三角洲和北部安南狭窄的沿海地带,因为安南人本质上是这一海岸的稻田耕种者——这种生活方式把他们跟同一种族的邻居芒族人区别开来,后者则是生活在内陆森林地区的猎人。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安南人与汉人的关系更近一层。大约在公元前110年的时候,中国人统治了这个国家,而后者也温顺地承认了这种宗主权。清化的墓葬群中,在同样的地点,既发现了原始安南人的“印度尼西亚”器具,也找到了纯粹的汉人物品。然而,公元40年,作为一系列中国管理失误的结果,安南人在两位后来在当地传说中非常著名的女英雄的激励下,摆脱掉了中国人的统治。光武帝把平定叛乱的任务交给了久经沙场的将领马援,他在印度支那海岸(这是当时中国航海家到达过的最远点)所创下的辉煌业绩,为他赢得了“伏波将军”头衔。公元42年,马援进入东京湾,次年初就平定了安南人的叛乱。据传说,广南(土伦地区)的那根铜柱就是他竖立起来的,以标志中国领土与安南那些化外之地之间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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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5年,匈奴人以及另外的突厥人的游牧部落把游牧生活带到了更远的东方,直逼大兴安岭,为了击退这些游牧民,马援从印度支那出发,奔赴帝国的另一端。不久之后,匈奴人内部出现了分裂。公元46年,上亚细亚出现了一场大范围的干旱,以至于三年时间里大草原寸草不生,成了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半数畜群甚至还有一些牧民因为饥饿而死去。就像匈奴人中间一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干旱过后,内部分歧接踵而至。公元48年,内蒙古的游牧民起来反抗统治着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地区的首领,因而承认了中原的宗主权。他们沿着鄂尔多斯河套的边境建立了同盟国,守卫着中国的长城和黄河的那一部分。只要汉人能够维持他们的霸权,这些匈奴同盟者就一直保持着对汉人的忠诚,而这种霸权保持了200余年。到光武帝死的时候,汉人的霸权就这样在远东恢复了。他的霸业留给了他的儿子明帝(公元57年—75年),才通过在中亚的保护国而得以完成。在他的统治时期,汉人一直在努力最终解决塔里木盆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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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亚的其他地方一样,塔里木盆地也是一个内陆水系地区。从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奔流而下的水道,大多数在汇入塔里木主河道之前就逐渐消失了,而塔里木河,当它自己消失在罗布泊的盐碱沼泽里的时候,也几乎干涸了。但塔里木盆地却主要由一片堪与华北黄土相媲美的富饶土地所组成,因此,在那片可以灌溉的土地上,农业耕作者和果园栽培者可以不费力气地得到丰厚的回报。事实上,这跟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在干涸的过程中流经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是一样的。从塔里木河两岸向后,生活的富庶程度缓慢衰退,只有沿着环绕塔里木盆地的两个半圆形山脉才能维持生存;北边有天山拱卫,南边被帕米尔高原和阿尔金山所环抱。那里,山坡上依然有活水向下流淌,一串绿洲形成了农业耕作最后的庇护所。这些绿洲,在东边跟罗布泊以西的疏勒(喀什噶尔)遥遥相对;在北边——从疏勒往东——是龟兹(库车)和焉耆,吐鲁番就是由此向东北方向延伸;在南边——又是从疏勒开始——是莎车、于阗(和田)、尼雅和米兰,最后一块绿洲靠近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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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绿洲的主要意义就潜藏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它们组成了沙漠商队的两条主要路线,一端是中国,另一端则是印度、波斯和地中海世界。它们是远东和西方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媒介。此外,这些绿洲一直被精耕细作,灌溉作业把它们变成了花园之城,这里盛产玉米、小麦、甜瓜、西瓜、苹果、杏子、石榴和葡萄。在这些绿洲上耕耘劳作的农民,不同于他们周围的阿尔泰游牧民(尽管他们眼下都说突厥语),反而更像西亚的农业人口。即使在今天,他们的身体外貌也不是蒙古人的,而是非常类似于高加索人的伊朗变种。探险家李默德[76]描述他们有着“浓密的黑色头发和胡须,在没有经过风吹日晒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呈白皙的玫瑰色,他们长卵形的脸蛋上长着精致、突出、常常还笔直的鼻子,褐色的眼睛一点也不歪斜”。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中国旅行家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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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进一步凿实了这一人种史学的证词,并表明,直到公元9世纪,吐鲁番、焉耆和疏勒等地的人,说的并不是突厥语,而是纯粹的印欧语言,跟伊朗语、梵语和欧洲语言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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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其对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主要通道的重要性,不可能不吸引远东和上亚细亚的两个军事强国的注意。来自杭爱山脉的匈奴人,和来自甘肃边陲的汉人,全都眼睁睁地盯着这两条沙漠商队的路线,全都声称自己有权控制它们。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前汉王朝统治之下的中原就已经成为吐鲁番盆地的那些小国的宗主国。但是,在公元纪元的头25年里,汉人的内战却让他们在那里丢掉了大量的地盘,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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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朝廷幸运地拥有一群杰出的军事将领以收复这一地区,“开西域”。公元73年,汉朝的两位将领窦固和耿秉(骠骑将军),率领一支预备远征军进入蒙古,把北部匈奴人赶得仓皇逃窜。为了堵住他们的通道,汉朝军队在戈壁西部的心脏——哈密绿洲——建立了一块屯垦移民地。公元74年,窦固和耿秉对吐鲁番绿洲发动了一场进攻。匈奴王“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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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汉人将领中,最大胆的是一位名叫班超的骑兵将军。他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哥哥和妹妹后者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才女之一,前者是《汉书》的作者——班超则更喜欢戎马建功,而非文字传世,尤其喜欢西部的冒险生活。他还认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78]有一次,班超受命率领一支小分队去罗布泊地区打探消息,他从当地国王不甚友好的姿态中推测到对方已被匈奴的使节争取过去了。在遇到一位当地人的时候,他突然发问:“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对方惊慌失措,将全部实情和盘托出。班超随即把手下的军官们聚到一起,“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人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要取得随军从事的许可,班超愤怒地拒绝了:“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最后说服了他们。夜幕降临,狂风大作。“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完事后,班超把鄯善国王召到自己面前,一言不发地向国王展示了匈奴使节的首级。这位正打算出卖他们的国王,乖乖地重新对汉朝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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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里木盆地的南边,于阗的国王也正在洗耳恭听匈奴使节的说辞。这一事件同样很严重,因为,罗布泊能够阻截沙漠商队的到达,而与此同时,于阗却控制着整个南部通道。班超受到这一变节行为的警告,出人意料地到达了于阗。于阗国王对他不够尊重,因为一位跟匈奴人勾结的本地巫师煽动他反对汉人。这位王室巫师声称:“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求取以祠我。”国王被这个消息给吓着了,于是冒昧地向班超求马。班超假装答应了,条件是要那位巫师亲自去取。巫师刚到,班超就把他的脑袋砍了下来,送给了国王。后者屈服了,乖乖地交出了匈奴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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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场反对汉人保护国的普遍叛乱。班超被困疏勒,而另外几位汉将则被封锁在吐鲁番附近。他们粮尽草乏,不得不用器械装备上的皮革果腹,但他们坚持到了最后。在此期间,汉朝廷被这些持续不断的战争给吓坏了。明帝刚好在这段时间去世,他的儿子章帝继位(公元75年),是年,章帝只有20岁。朝廷颁诏,下令撤出塔里木地区。班超装出服从的样子,或者至少是撤到了于阗;然后,他改变了主意,不顾收到的命令,从容不迫地掉转方向,重新在疏勒站稳了脚跟,把所有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背叛的人全都斩了首。与此同时,来自甘肃的汉朝军团也正在从匈奴人的手里收复吐鲁番地区。“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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