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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新皇帝的一篇上疏中，班超极力把朝廷的畏怯姿态与自己在西域的方法策略协调起来。这位汉人英雄指出，那些被文人们指责为劳民伤财的远距离作战，其实是一项富有远见的防卫政策。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保护中原免遭匈奴人周期性的攻击：“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而他的方法才是货真价实的殖民政策：“以夷狄攻夷狄。”事实上，仅凭强迫新近征服的每个绿洲提供兵力，他就能够实现对塔里木地区的征服，这些兵力被他用来对付仍在反抗的其他几个绿洲。在他的军队中，除了少数冒险家和那些打算在变故频仍的戎马生涯中找回荣誉的流放犯之外，纯粹的汉人因素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全都生活在免遭匈奴人攻击的保护地之外。他对皇帝解释说：“莎车、疏勒（喀什噶尔）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明智地把这一地区（这里因接近帕米尔高原和内陆森林而保持着郁郁葱葱）与从罗布泊一直延伸到敦煌的那些多石盐质黏土沙漠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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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殖民政策，全都是建立在对当地人心理状态的认识的基础上。在这场比赛中，班超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公元87年，最近在叛乱中脱颖而出的疏勒国王假装降顺，并请求召见。国王领着一支精干强悍的骑兵小分队到达了，计划发动一场奇袭。而班超这方面，则假装相信客人的善意，设宴款待他。酒酣耳热之际，班超抓住了国王，砍掉了他的脑袋。就在同一瞬间，汉朝军队露出真实面目，攻击了敌人的骑兵队，把他们全给杀了。公元88年，在莎车，班超不得不依靠一支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既有汉人，也有于阗的援军），他伪装在夜间撤退，然后通过一次强行军掉头返回，在黎明时分向莎车人发起进攻，斩首5000余人，迫使莎车城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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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方的匈奴，汉朝将领们的意图（或者说是与班超竞争的好胜心）也同样坚决。公元91年，汉朝军队直捣匈奴的心脏，大概一直到了鄂尔浑河的两岸，俘获了匈奴酋长的全家。在塔里木地区，龟兹大绿洲已经完全没有希望得到来自匈奴人的更多帮助，于公元90年投降。只剩下焉耆仍在反抗。公元94年，班超率领一支来自龟兹和罗布泊的援军部队，向反叛者的城市进军。当地人砍断了裕勒都斯河上的桥梁，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班超涉过了这条齐腰深的小河，出现在焉耆城前的沼泽地里。有些焉耆人得以逃过了博斯腾湖，但剩下的人全都被迫投降。焉耆国王被斩首，行刑地点就在他当年杀汉人都护的地方。班超“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朝廷授班超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这位汉人征服者成了中亚事实上的总督。他“逾葱领（即帕米尔高原），迄县度（悬渡），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也就是说，一直到了波斯和印度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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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方向，是印度－斯基台人的王国，我们稍后将有机会更充分地谈到这个民族，因为佛教正是通过他们传到中国的。波斯是安息王朝帕提亚人的，由于班超的征服，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即使没有实际接触，至少是建立起了商业上的联系，同时，他们还在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接壤。帕提亚人是今日伊拉克和伊朗的大部分地区的主人，毋庸置疑，河中与印度－斯基台人的阿富汗把帕提亚人跟中国人的征服隔离开了。然而，就在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着他们的同时，中国军队的进军步伐，似乎也正从帕米尔高原的山坡上隆隆逼近。公元94年，帕提亚人“借助一连串的翻译”，认识到审慎的做法是：派遣一位使节携带礼品去大汉朝廷，这些礼品可能被描述为贡品。97年，班超委托他的一位助手（名叫甘英），去跟这些帕提亚人以及更远的罗马帝国建立正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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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已经知道了罗马帝国，并冠以“大秦” [80]这个名字。他们甚至知道东罗马帝国的一些都城的名字：安提阿被翻译为“轩都”，亚历山大城被翻译为“安都”[81]。如果班超的特使成功到达了罗马帝国的话，那应该是在图拉真皇帝登上皇位的时候。图拉真的统治时期（98年—117年）标志着罗马帝国在亚洲扩张的巅峰，在一场令人难忘的战役中（114年），他作为征服者进入了帕提亚人的都城泰西封。你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军团与罗马军团之间为了中亚的联合宗主权而结成同盟，或者换一种更谦虚的说法，为了在图拉真的罗马人、印度－斯基台人和班超的那些能征善战的军队之间达成一连串的协定。这不过是徒然的美梦。因为中国特使甘英在见到帕提亚人之后，听由他们劝阻自己不要向罗马边境推进。这似乎足以表明：帕提亚人是多么害怕罗马与中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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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年，班超退役。他满载着荣誉回到了首都洛阳，但29年的戎马生涯耗尽了他的生命，几个月之后，班超去世。在他死后，他的伟大事业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新的挫折。他在塔里木地区的继任者们，就内在本质而言都是一些诚实正直的戍边将领，但他们对殖民地的环境一无所知。在生前，班超已经警告过他们：“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结果，公元106年，塔里木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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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朝廷再一次变得沮丧气馁。儒士们又有机会拿出他们古老的和平主义理论，要求放弃保护国。基调总是一成不变，在古圣先王的时代——这在中国文人的说辞里总是被描绘为黄金时代——中国并没有外国领土：“局限在其固有的边界之内，人民安居乐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供养这些遥远的戍军呢？耗费甚巨，而且也证明无力阻止周期性的叛乱。”在御前会议上，当班超的儿子班勇请求发言时，儒士们的观点正要占上风。班勇说：“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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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些地区所建立起来的保护国，其于文明史的发展关乎至重。正是在那一时期，通过打开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两条通道，从而使得中国与罗马世界建立起了商业联系——北边的通道途经罗布泊、焉耆、龟兹和疏勒，南边的通道途经罗布泊、尼雅、于阗、莎车和疏勒。中国人就是通过这两条通道把他们的产品出口到罗马的亚细亚，其中主要商品是丝绸。这一穿越塔里木盆地的商旅之路（包括它的两条通道），就是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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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养蚕，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期。《禹贡》和《周礼》这两篇文献的年代，前者来自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之间，后者则来自公元前4世纪，其中就说到了丝绸是那个地区（今山东与河南）的主要财源。到了汉代，丝绸卷在与外国朝廷的官方交易中被当做流通货币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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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腊－罗马世界开始熟悉丝绸的时候，没有比它的需求量更大的商品了。亚历山大港与罗马城为了不同货物的目的地而争吵不休。卢卡[82]告诉我们，克利奥佩特拉想在宴会上让宾客们目眩神迷，而身着华丽的丝绸衣袍闪亮登场。维吉尔[83]在他的《牧歌》中这样歌唱蚕茧：“赛里斯[84]人从树上梳下来的精细的羊毛。”用赛里斯这个名字来称呼中国人，意味深长；它源自丝绸这个词，因为对罗马人来说，中国首先是“丝绸之国”，或者称“赛里卡”（Serica）。丝绸的时髦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提比略[85]制定了戒奢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服，为的是保证对妇女的充足供应。普林尼和马提雅尔[86]也谈到过丝绸贸易，这种买卖总是在首都最时髦的街区里进行。整个贸易都必须经过帕提亚人的帝国，中国史书记载，帕提亚人意欲保护他们对中国丝绸的垄断，因此，他们阻止了中国与罗马之间的直接交流，正像我们在甘英的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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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纪，一位名叫蒂提亚诺斯的希腊－罗马商人（他是马其顿本地人，其主要生意看来应该是在叙利亚），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他的代理人探测从叙利亚到中国的丝绸之路，从而克服帕提亚人的阻碍。他的调查成果，通过推罗城的马里诺斯（约公元110年）、经由地理学家托勒玫（约公元170年），传到了我们的手中。这条通道，显然是从安提阿开始，在希拉波利斯（今阿勒颇以东的曼比季）穿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再从那里穿过阿克巴塔那（今哈马丹）和赫卡托姆皮洛斯（今沙赫鲁德），再经马雷（即木鹿）的安提阿，进入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到达巴克特拉（今巴尔赫）。从那里折向北，在帕米尔高原的脚下，“走上科默多伊那岩石嶙峋的坡道，穿越崇山峻岭，然后转而向南，直到那条通向平原的峡谷”，至此，你就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石塔”的地方，叫石塔的地方还有很多，分别位于塔什库尔干、莎车的西南、阿莱的上游河谷和疏勒的西部。根据马里诺斯和托勒玫的描述，这条通道从那里通过“迦西亚（Kasia）国”——这里可能就是疏勒（梵语为Kacha），尽管与有些人说的相反——然后，经伊塞顿·希西卡（可能是龟兹）、达姆纳（多半是焉耆）和伊塞顿·塞里卡（大概在罗布泊地区）。这条通道经过达克斯塔（很可能是玉门关，从敦煌进入中国的门户）和吐火罗（可能是今天甘肃省的甘州），那里是当年所有来自中亚的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这条通道终止于“丝都”，很可能就是汉代早期的都城长安（今西安），是当时从西方到达中国的第一座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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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并不是汉帝国用来与罗马帝国来往交流的唯一通道。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马里诺斯和托勒玫还描述了一条海路——这就是未来的“香料之路”，终点是卡提喀拉港，可能就位于今天的东京湾海防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公元90年）记载，一直向着黄金半岛（马六甲半岛）的北边航行，就可以到达一个名叫“秦那”的内陆城市，中国的丝绸就是从那里出口到巴克特拉。很有可能，希腊地理学家所谓的秦那（Thina，就是希腊语的China）就是这一时期的汉代首都洛阳[87]。最后，我们从中国的编年史家那里得知，公元166年，一位显赫的人物来到中国，声称自己是奥勒留[88]皇帝的特使（在中文里，奥勒留的名字被翻译成“安敦”）。这个陌生人“自日南徼外”，经海路来到中国，所谓的日南，是汉朝的一个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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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两条通道——横跨大陆的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佛教即将进入中国，对于这个远东王朝来说，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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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1章 佛教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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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本质上是一种印度宗教，大约600年来一直只局限在印度。其创立者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5年至公元前486年之间生活在恒河的东部流域），他最终挣得了“佛”这个头衔（换句话说，就是“大觉大悟者”）。他是尼泊尔丛林里的一位年轻贵族，弃绝红尘，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经过漫长的禁欲苦修之后，他认识到这是白费力气，在伽耶（今巴特那以南）的菩提树下，他获得了彻悟。他认识到了众生皆苦的普遍规律，这表明，俗世只不过是不断变化的湍流，最终将沦为悲痛。同时应该说，这种悲观主义，源自于印度人普遍抱持的一种信念，这就是对灵魂转生轮回的信念。西方宗教提出了来世的奖赏，而印度教义中的来世，则是以噩梦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所有这些轮回的机会——生、老、病、苦、死——都是为了永恒的苦难而再生的，这就好像是宣判了来生的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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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噩梦般的轮回，佛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要想逃出轮回世界的这种永恒的转生循环，首先必须消灭“对生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导致了转世），消灭自我。这种消灭，是真正的涅 或者至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佛并不鼓吹自杀（这只能把人投回到最可怕的转世中），而是提倡与激情作斗争，提倡为了一切生命而牺牲个体，把普遍的善推行到为了众生（包括人和动物）而不断自我牺牲的程度。佛的教义，一方面是形而上的消极，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克己、贞洁、慈悲和温顺的处世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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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佛教的极大扩张，你首先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种精神气氛，对于真正高贵的灵魂来说，必定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关于佛的“前生”（在各种各样的人和动物的外表之下）的传说中充满着诗意的元素，这些传说在文学和艺术中都得到过表达。其中包括那个为了鹿群而牺牲自己的鹿王，那只为了供养道士而自投于火中的兔子，那头提出把自己的长牙献给凶手的大象，以及许许多多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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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创立者在世期间，佛教就在恒河东部、摩揭陀（南比哈尔）、贝拿勒斯和奥德等邦宣讲，再从这些地方逐渐传播到整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教派，由一个僧侣阶层所组成，他们集中居住在寺庙里，团结了一大帮底层的俗家信众。在接下来的500年的时间里，佛教信条自然也得到了修改。在其创立者的那种稍显冷漠的道德信条的基础上，添加进了满足人类心灵需要的神学信仰。历史上的佛陀，达到了涅（换句话说，就是“寂灭”），对祈祷者来说，变得几乎不可接近。后来的佛教，通过创造出许多未来的佛——菩萨——从而避免了这种困难，这些菩萨正等待着在极乐世界里道成肉身的时刻，而这段等待的时间，就被用来拯救俗世苍生。其中有些菩萨最终会赢得历史上的佛陀的热爱。弥勒菩萨就是这样的情形，他道成肉身的时刻即将来临，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称为“佛教的弥赛亚”。接下来有观音菩萨，她的梵文名字表明她是“佛教的神”，相当于“佛教的圣母马利亚”，这位“女神”观音，将要在中国佛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与观音菩萨密切相关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光”），他在中、日几个虔诚教派中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观音菩萨。佛教这座“万神殿”的完成（显然是于公元1世纪在印度北方建立起来的），正好赶在它准备承担起皈化远东的任务的时候，它已经形成了这个宗教在远东地区的主要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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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创造出来的菩萨，将对这次皈化作出很大的贡献。这些高高在上的属灵造像，充满了怜悯和慈悲，在周围产生出一种信任和爱的气氛，这是一种虔诚的、私人化的宗教，东亚还拿不出可以与之匹敌的东西。特别是中国（儒教和道教拿不出任何相似物），将从佛教当中找到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的启示，这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都是有吸引力的。哲学思考在佛教中找到了取之不尽的营养源，多亏了形而上学，印度佛教才在接近公元1世纪的时候凭借它登上了顶峰。一般而言，这样精心构建起来的体系，其所宣扬的通常是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非现实基础之上的绝对理想主义。宇宙成了一个“纯粹思想”的王国，一个“理想之海”，这种信条与古代的中国道教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除此之外，人们的感情不可能不被关于每位菩萨的无数传说所吸引，被那些为了让他们崇拜而设立的慈爱亲切、令人惊叹的佛像所吸引，被圣徒们的生平——“佛教的黄金传说”——所吸引，被天堂和地狱的缤纷色彩所吸引，最后，尤其是被佛教艺术本身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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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基督纪元开始之后，印度佛教才产生出了富有魅力的、深受印度永恒自然主义启示的艺术。这些最早的、纯粹印度雕塑流派的艺术家，从来不敢描绘佛陀的肖像，就像穆斯林不敢描画安拉或穆罕默德的画像一样。毫无疑问，这并不单单是个崇敬的问题，它还是个逻辑问题：因为，一个最终实现了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已经去人格化的人，希望通过肖像让他复活肯定是矛盾的。即使是在他的生活场景中，佛陀的像也被许多传统符号所取代。然而，当希腊精神在西北印度扎下根之后，这个观点发生了变化，最初，那里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统治之下，后来是在继任的印度－斯基台人国王们的治下，他们本人都是希腊文明的坚定支持者。皈依佛教的希腊人觉得有必要写实地表现佛陀，并从他们的阿波罗神那里得到了灵感。因此，最早的佛像（大约塑于公元初叶的白沙瓦地区，即古代的犍陀罗），纯粹就是阿波罗，简单地添加了佛陀的一些仪式特征：双目之间的智慧标志，拖长的耳垂（在佛陀还是王子的时候由于佩戴沉重的耳环而导致的），最后是用来承载花饰头巾的假髻，这一特征在后来当这种头饰的样式被遗忘了的时候发展成了脑壳的隆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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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犍陀罗和更西边的哈达（位于白沙瓦与喀布尔之间）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数以百计这样的希腊佛陀，它们有着古典主义的轮廓和希腊风格的衣饰。就是这种类型的希腊佛陀，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一步接一步，穿越整个中亚，传递到了中国和日本，产生出了难以计数的远东佛陀。在这场漫无边际、穿越时空的旅行中，最初的希腊佛陀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直到它们变成中国的佛陀之后，佛陀肖像也就最终定格，不过即使在这时候，依然能凭借轮廓的线条和衣饰的排列，让人依稀想起它遥远的希腊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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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在着手皈化中亚（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前不久，就开始采用这种希腊风格的肖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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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很有可能的是，佛教僧徒们在中国宣讲其教义的时候异乎寻常的迟缓。释迦牟尼死于公元前486年，可直到公元60—70年，才有最早的佛教团体见于记载。事实上，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佛教僧徒在中国的传教，才因为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同时发生而得以进行。首先，西北印度和阿富汗（当时这一地区也像恒河流域一样有很深的佛教根基）成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印度－斯基台人的帝国，这是一个起源于中亚的民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跟中国人的联系，而刚刚作为最后的印度－希腊国王的继任者在印度和波斯边境安顿下来，他们就同时开始接触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和希腊文明。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印度－斯基台人国王，就是迦腻色迦，他多半跟班超和图拉真是同时代的人。迦腻色迦留下了一些精美的硬币，带有按希腊方式处理过的佛像，用希腊文刻着Boddo（佛）这个名号。除了公元88年一次短暂的反目之外（当时印度－斯基台人试图插手塔里木盆地，被班超挫败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不错，这确保了印度与塔里木地区那些中国人的保护国之间交流的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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