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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事情就是把这次死刑的结果通报给皇帝了，他老人家一直对两位受害者表现出明显的偏爱。李世民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尉迟敬德。后者无视最神圣的礼法，全副武装地走进了皇帝的房间，双手很可能依然是红的，沾满两位皇子的鲜血。你可以从官方记录的字里行间阅读并想象必定会发生什么，这是儒家伪善的一次绝妙展示，在杀气犹酣的杀人犯身上引用道德格言，为的就是要证明他们的行动一点也不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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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这个消息，老皇帝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和愤怒。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进行严密的调查。他不懂得，自己已经不再是能控制局面的人了。他的一位朝臣小心翼翼地提醒他真实的事态：“用不着再作进一步调查了……不管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两位死去的皇子是总归有罪的，而秦王则是无辜的。”这几句话堪比塔西佗[112]，它们给这出尼禄式的戏剧添上了最后的一笔。朝臣们然后详细列举了这两位被杀皇子所犯下的五花八门的恐怖罪行。他们难道没有跟父亲的几位嫔妃私通过吗？这本身就足以让他们的死刑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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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有人通报了李世民本人的到来。这个弑兄杀弟者摆出最令人感动的孝顺样子出场了，年迈的君主泪流满面，一把抱住了他，甚至祝贺他挽救了他们的家庭。这是感人的一幕。作史者平静地写道：“皇帝一直踌躇着在儿子之间作出选择。两位儿子的死，结束了他的困惑，他从前对李世民的爱完全占据了他的心。当他看到跪在自己脚下的李世民像个在祈求宽恕的罪犯时，他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把他扶了起来，抱住他，让他安心，说自己完全不认为他是犯罪，确信他的行动只是合法的自卫。”在作出这一番声明之后，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皇帝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不进一步来点富有教益的场面，这出大戏就不算圆满：李世民依照礼法拒绝了皇位；内阁全体一致宣布支持新的主人也是白费力气——他再次拒绝了，并“伏地恸哭，跪倒在父亲脚下，恳求他继续掌权，一直到死”。但老人下达了命令，而李世民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忠实的臣民，则不得不服从。就这样，在强迫之下，他于公元626年9月4日登上了皇位。为了结束任何可能的族间仇杀并使帝国得以平静，新皇帝处死了他兄弟的所有妻妾和儿女。从前的皇帝退隐到了一座宫殿里，据说，“他生活在备受尊荣和平静快乐的享受中，而他的儿子也从没有给他丝毫的机会为自己的退位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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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宫廷政变也给了突厥人以新的希望。新皇帝在那把龙椅上几乎还没来得及坐暖，10万突厥骑兵就从外蒙古出发，穿越茫茫戈壁，向长安进发。626年9月23日，他们出现在北城门外的便桥前。朝臣们再一次恳求年轻的君主放弃这座暴露在敌军攻击之下的都城。但李世民——从现在起我们应该用他的权威头衔“太宗”来称呼他了——并不是个任人恐吓的人。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傲慢地派出了他的一个使者来要求唐朝纳贡，威胁说，如果不缴纳贡品的话，百万游牧民将把长安夷为平地。太宗的回答则是威胁要砍下使节的脑袋。他这是在冒一场大险，因为当时都城里的军队似乎非常少。为了欺骗敌人，他命令他的军队从各个不同的城门列队而出，在城墙下展开，而他自己则以他惯常的方式，领着一小队骑兵去探查敌军的虚实。尽管随行人员极力反对，但他依然骑马沿着渭河正对突厥人的骑兵编队，任由他们张弓以对。对游牧民的心理，他比自己的随从更熟悉。他的传记作者引用他的话说：“突厥人了解我。他们知道他们怕我。仅仅是看见我就足以把恐惧扎进他们的灵魂里。看到我的军队从城里列队而出，他们就会相信我的军队的人数远比实际人数要多得多。”他继续骑马走向敌阵，“满怀信心，就好像是走向自己的营地一样。”一见到他，“突厥人就对他堂皇无畏的举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纷纷翻身下马，以他们自己国家的方式向他行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唐朝军队来到了他的身后，在平原上站好了各自的位置，他们的盔甲和军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太宗继续走向突厥人的营地，勒住马缰，他对唐朝军队作了一个手势，让他们后退，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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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提高嗓门，大声向突厥首领颉利和突利喊话，提出要和他们单挑，就像在草原勇士当中习惯的那样：“李世民并没有因为做了皇帝就忘掉了使用武器。”他以军人荣誉的名义，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激起他们的尚武精神，他激烈地谴责他们破坏停战协定，背叛自己的誓言。突厥人面对这样的挑衅，慑服于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勇气展示，震惊于唐朝军队的部署，突厥可汗于是请和。第二天，在按照传统祭献了一匹白马之后，双方在渭河桥上缔结了和议。这一次突厥人好好上了一课。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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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们建议太宗加固长城，以防止类似的威胁再次发生。他笑答：“何须固边。”事实上，鄂尔浑突厥人的权威，正在被太宗刻意助长起来的内部纷争和叛乱所削弱。在颉利可汗做出一次鲁莽的挑衅之后，太宗把整个唐朝军队都摆出来对付他。唐军突袭了内蒙古归化（今归绥）附近的可汗，袭击了他的营地，驱散了他的部落。接着，他们又把他赶入了外蒙古，一直赶到了鄂尔浑河与克鲁伦河，他被迫依附一个部落避难，部落的人把他交给了汉人。这之后，东突厥斯坦的汗国臣服中国达50余年（63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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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自鸣得意地描述了突厥酋长们拜服在太宗脚下的壮观场面。在一次公开朝见中，皇帝很想看到他们所有人在一起，包括两位新近征服的可汗与那些已经归顺很久的酋长。“刚刚到达觐见厅，他们就恭敬地拜服在地，行三跪九叩之礼。”那些忠诚部落的酋长走在颉利可汗的前面，而颉利则被当做战俘对待。然而，在经过一番羞辱之后，皇帝明智地宽恕了他，为他安排了一座宫殿，等于把他软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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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的整个汗国（即今天的蒙古地区）就这样并入了大唐帝国（630年）。和硕柴达木的突厥文阙特勤碑上有这样一段话：“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的利益，他们向东，即日出之处，一直征战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则远抵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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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20年里，在这些外援的帮助之下，太宗把突厥斯坦的突厥部落和戈壁的绿洲全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随着他的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史诗般壮丽的中国展现在惊叹不已的亚洲各民族的面前。既没有向野蛮人妥协，也没有用金银来收买，太宗便让他们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就瑟瑟发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精神，那些浮雕、雕塑和殡葬陶俑中强有力的动物和战争主题，连同它们几乎有些过度的饱满活力（比如龙门石窟中身强力壮的护世天王），以及他们对着重加强的偏爱（这种加强常常让它们获得了讽刺漫画的强烈效果）。就连唐代的陶瓷制品，连同它们强烈的色彩（橘黄色和明快的绿色），也展现了这一时期的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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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宗曾把自己的功绩跟历代的伟大征服者的业绩作个比较的话，他一定会想起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这位生活在公元4世纪蛮族大入侵之前的大汉皇帝，在现实中复活了，大唐骑兵的英雄业绩甚至超过了大汉骑兵。即便是古代疏勒的征服者班超，也不曾像唐代的将军们，夺走过那么多牲畜，打垮过那么多部落，砍掉过那么多人头。在其间的300年里，当中原成为蛮族入侵的受害者的时候，她一直在吸收着获胜部落的鲜血；现如今，她在鲜血的滋养下日益强大，能够凭借从草原人身上汲取的力量，加上一千余年的古老文明的巨大优势，与他们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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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墓葬雕像吧，那些骑兵和步兵的雕像带有半鞑靼特征的扁平面孔，面貌特征僵硬到几乎成为鬼脸的程度；他们要么戴着突厥兵的帽子，要么戴着唐军的头盔。粗糙地包裹着他们身体的，是僵硬的皮革盔甲，用铁块加固了的胸甲和背甲，皮革或金属鳞片围裙，他们手持圆形或长方形的装饰着怪脸的大盾牌——这些人正准备穿越戈壁滩，或者攀登杭爱山。就连佛教工艺品所表现的对象，比如护世天王或金刚手，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盔甲，以及类似的令人敬畏且很不友善的外貌。那些陶俑骑兵的战马依然在嘶鸣，在喷鼻，在用前蹄刨着地面，就好像它们在急不可耐地等待冲向疏勒或者龟兹。让萨珊帝国闻风丧胆、后来又让新生的阿拉伯势力寝食难安的西突厥，也在跟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大唐骑兵的面前垂首弯腰。刚打交道不久，大唐骑兵就扫荡了他们的营地，烧毁了他们的大车，拆散了他们的毡帐，向西一直打到了塔尔巴哈台峡谷——依然不屈不挠，追击着他们越过了一望无垠的吉尔吉斯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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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击溃了蒙古的东突厥人，太宗皇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突厥斯坦的西突厥人了。后者当时统一在一位强大君主的统治之下，这位君主的领地从阿尔泰山脉一直延伸到咸海。夏天他住在天山，冬天则移居到被称为“热湖”的伊塞克湖畔。他因为佛教朝圣者玄奘的记述而相当知名。那是公元630年年初，在伊塞克湖西岸、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碎叶）附近，朝圣者玄奘遇见了这位可汗，正率领他的骑兵大军向西转移。“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113]太宗皇帝相信，“远交近攻”的做法是明智的，因此，只要他还在对付蒙古的突厥部落的时候，就不会去打搅这些西方的部落。然而，公元630年，蒙古已经平定了，机会来了——多半并不完全是自动送上门来的。突厥斯坦那位给玄奘留下深刻印象的可汗，在多少有些神秘的情境下被人谋杀了，他的王国也就土崩瓦解，分裂成互相敌对的部落群。因此，西突厥人的汗国并没有比蒙古突厥人的汗国活得更长。642年，在乌鲁木齐附近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国远征军一个接一个消灭了所有胆敢抵抗的突厥部落。剩下的全都承认了中国的霸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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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掉突厥之后，太宗皇帝就可以在整个塔里木盆地重建中国的保护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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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塔里木盆地这些如今已经破败不堪的绿洲在中世纪早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必须扼要概括一下我们早先在谈到汉代时所说过的那些话。从人种学的观点看，这些绿洲当中至少有一些地方居住的是说印欧方言的民族，这些方言不仅跟亚洲的亚利安语系（伊朗语和梵语）关系密切，而且也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斯拉夫语、拉丁语、凯尔特语，等等）非常接近，至于疏勒地区所说的“东部伊朗”语，那就更不用说了。从文化的观点看，从3世纪到8世纪，作为佛教传教的结果，在那里，梵语和普拉克利特语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像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人们的尊崇。从艺术的观点看，这块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征服地——这又是佛教传播的结果，它学到了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法。而希腊可以说已经死于拜占庭，然而从那时起，它的艺术影响就密不可分地与佛教教义联系在了一起，一直延续到7世纪，从疏勒东部到吐鲁番和罗布泊，还能感觉到这种影响——或许，在有些唐朝时期的中国镜子上，我们可以追踪到这一影响[114]。就这样，一颗死星的光芒可以延续数百年时间，穿越时空的界限照亮我们的眼睛。如今的塔里木盆地，不再有任何辉煌的商业、宗教和艺术活动了。沙漠的前进湮没了肥沃的土壤，伊斯兰教覆盖了古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已经坍塌的整座社会大厦所留下的断壁残垣，认识到文明必然消亡的命运，但要是没有这座大厦，印欧世界和华夏世界之间的通道则绝无可能，而这一切，离我们并不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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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当时就有过非常生动的描写，这就是中国朝圣者玄奘在他的印度旅行记中所作的描述（玄奘于629年至630年西行印度，644年返回）。1902至1914年间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部分文物也属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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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那一时期的艺术，直接源自于阿富汗的佛教工艺，连同它的双重源流：希腊－印度和伊朗－佛教的影响。丰杜基斯坦（位于喀布尔与巴米扬之间）模型墙雕的发现，让我们对这些影响看得更清楚了。这些雕刻品的年代，是根据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萨珊王库思老二世（590—628）的硬币鉴定出来的，它们表明，阿富汗的佛教艺术依然在按照希腊模式复制着佛教神像，但女像结合使用了纯粹的印度样式，而男像则使用了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样式。在克孜勒佛窟（塔里木北部的龟兹附近）的壁画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样式结合，哈金认为这些壁画属于两个时期，最早的来自450至650年之间，另一些则来自650至750年之间。它们一起表明，诸如龟兹这样的绿洲，其精神甫明是纯印度的（多亏了佛教），而其物质文明则显示出了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的影响也相当大。的确，那些躺着的贵族像（公主像也是一样）透露出了对波斯原型的直接模仿。丝绸之路沿途的这些绿洲，不仅是从中国到印度朝圣的驿站，而且是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商旅落脚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它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了。我们在谈到克孜勒壁画时所说的那些话，同样可以用来说硕尔楚克（焉耆附近）的雕塑、吐鲁番绿洲的壁画和雕塑以及（吐鲁番盆地南部）于阗附近丹迪纳里克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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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地要控制上亚细亚的大唐中国，对塔里木盆地的那些绿洲不可能不感兴趣，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保护国对于控制通往印度和波斯的商队通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太宗皇帝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距离西部各绿洲最近的吐鲁番，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最直接，正像这一地区的佛教壁画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些壁画中，唐代的风格与对印度和伊朗作品的模仿融合了起来，此外，在这一地区起支配作用的王朝也属于中国的血统。629年，唐朝佛教徒玄奘在去印度朝圣的途中经过吐鲁番，受到了本地国王的热烈欢迎（事实上是如此热情，以至于玄奘在重新上路的时候竟然跟主人难分难舍）。第二年，这位国王正式提出效忠太宗皇帝。但在640年，他竟然愚蠢到跟突厥的叛乱者结成同盟，要切断中国、印度和波斯之间的商队通道。他满心指望戈壁滩的茫茫沙漠能够保护自己，但唐朝人的骑兵穿越了戈壁，出人意料地到达了吐鲁番绿洲。听到这个消息，国王又惊又吓，死了。唐朝军队开始攻城，雨点般的石头砸向了这片绿洲。新国王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出城来到唐军的营地。“他谢罪的态度不是很谦卑，一位唐朝将领站起身，说：‘我们的首要职责是攻城，何须跟这个小屁孩扯皮？下令攻城吧！’年轻的国王被汗水浸透了，拜伏在地，无条件投降。唐朝的将领把他作为战俘逮了起来，后来在举行仪式的大殿里献给了太宗皇帝。皇帝大宴群臣，为得胜归来的勇士们庆功，仪式持续了三天。”[115]吐鲁番国王那把镶嵌着宝石的弓，被皇帝送给了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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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丝绸之路上的第二个重要绿洲）的人帮助了唐朝人打败吐鲁番人，他们跟吐鲁番人不和。吐鲁番刚刚被吞并，他们惊恐不安，与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突厥人结成了联盟。太宗派出了一支新的大军，在一位名叫郭孝恪的足智多谋的勇士的指挥下，穿越了茫茫戈壁。“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故恃不为虞。孝恪倍道绝水，夜傅堞，迟曙噪而登，鼓角轰哄，唐兵纵，国人扰败，斩千余级。”太宗从皇城里指挥着所有的军事行动，一天，“帝语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诣焉耆，阅二旬可至，当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闻。”[116]（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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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最繁华的城市是龟兹，其佛教壁画表明它具有很高水平的文明和优雅。龟兹国王名叫苏伐叠，在本地的印欧语言里意思就是“金色的神”。630年，他给予唐朝朝圣者玄奘以热烈的欢迎，承认了唐朝宗主国的地位，但在644年，他突然转向了，跟焉耆结成联盟反对大唐帝国。没过多久他就死掉了，继承王位的是他弟弟，梵文名字叫诃黎布失毕，意思是“神花”（646年）。新国王感觉到了正在来临的风暴，匆匆忙忙地派出了一位特使，带着他表示忠诚的声明去大唐朝廷。但一切都太晚了。为汉人效力的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已经率领汉人的正规军和鞑靼人的外援兵直奔西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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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人预料袭击会来自东南方向，来自戈壁大漠。不曾想袭击反而是来自西北，阿史那社尔走的路线是从乌鲁木齐经尤尔都斯河源头越过天山隘口。从这条路上，来的并不是焉耆的盟军，惊慌失措的龟兹人眼睁睁地看着汉人的骑兵编队在城北多石的沙漠中部署开来。国王诃黎布失毕出城面对敌军，汉人使用了一招蒙古古代战争中惯用的战术——佯装退却，诱使武艺高超的龟兹骑士进入沙漠，在那里消灭了他们。克孜勒的佛教壁画中描绘了阿史那社尔胜利进入龟兹城的场面。接下来，正当龟兹国王领着残兵败将到固若金汤的拨换城（今阿克苏）避难的时候，阿史那社尔也一路追到了那里，经过40天的围攻之后，拿下了这个地方。在龟兹，阿史那社尔斩首一万一千级，“西域震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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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的陷落，对于戈壁城市的独立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它标志着一个屡遭劫难而幸存下来的迷人而优雅的世界宣告终结。克孜勒的壁画让人回想起那灿烂的文明，自从这一场劫难之后，它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约瑟夫·哈金在克孜勒所作的调查表明，在这一时期（648—650），两种绘画风格之间存在一个断裂，第二种风格使用了更强烈的色彩，以补偿浮雕的减弱。在这种风格里，还使用了一种新的波纹，可以明显感觉到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的影响，然而事实上这是波斯难民的作品，在652年阿拉伯人征服他们的国家之后，他们逃离家园，到这个新建立的唐朝保护国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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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吐鲁番盆地的北部绿洲之后，唐朝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南部。632年，于阗国王承认了太宗皇帝的宗主权，635年，他把儿子送到唐朝宫廷里担任皇家侍卫。然而，这些表示善意的证据似乎并没有让唐朝人满意。在648年征服龟兹之后，他们觉得，到了加强对南部绿洲的严厉控制的时候了。有人对阿史那社尔说：“公破龟兹，西域皆震恐，愿假轻骑羁于阗王献京师。”说干就干。中国骑兵队出人意料地到达了于阗绿洲，国王吓得直打哆嗦。唐朝将领“陈唐威灵，劝入见天子”。国王听从了他的忠告，而且这一举动并没有让他损失什么，因为在长安的宫廷里逗留了几个月之后，皇帝就放他回家了，临走，还“赐袍带，布帛六千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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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西藏）当时仍然是蛮荒未化之地，一位有能力的酋长在拉萨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在发动针对中原的战争之后，他最终进入了唐朝的势力范围，641年，太宗皇帝让他牵上了一位唐朝公主的手。就这样，文明开始在这些野蛮的山地人当中渗透。太宗甚至派出了一位大使去印度，朝见北天竺的国王那陵提婆。不过，中国出使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大使是朝圣者玄奘，他于629年离开都城长安，在遍游中亚和印度之后，直到644年才返回中国。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经由吐鲁番、焉耆、龟兹、天山、伊塞克湖、托克马克、撒马尔罕、大夏和喀布尔河谷向西旅行，他的回程经过帕米尔高原、疏勒、于阗、罗布泊和敦煌。事实上，他走的正是古丝绸之路的两条通道。唐王朝利用这段和平时期重新打通了从中国到印度和波斯的横贯大陆的通道，这两条通道自从汉朝衰亡以来总有某些地方被阻塞。有时，太宗的威力甚至追循了朝圣者的足迹。647年，一个唐朝使团在去印度的路上遭遇了袭击，使臣王玄策去向吐蕃和尼泊尔的酋长（他们都是唐帝国的封臣）搬救兵。王玄策领着他们的小分队返回了印度，报了袭击者一箭之仇，用铁链把他们锁住，带回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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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些征服的结果，唐朝的统治权一直行使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可以理解太宗皇帝合理的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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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力量在精神方面也产生了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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