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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末年，朝廷曾积极推广佛教，然而自北魏王朝衰亡以来，这一宗教遭受了数不清的攻击。574年，中国南方的那些短命王朝之一颁布了一道法令，把“外来宗教”和道教都给禁止了，但6年之后，这一迫害时期便走到了尽头。隋朝的两位皇帝一开始都是正统的儒家信徒——就像每一个新朝代一样，他们也需要官僚阶层的支持，以确立他们的合法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表现出对佛教更热衷。至于那位后来成了唐太宗的武夫，在他即位的时候，就对印度人的这种投降和克己的宗教感到满腹狐疑。他评论道：“（梁）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他认为道教的“无为”也同样不值得赞成：“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衣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119]太宗在这些问题上的私人顾问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儒家学者，自然也憎恨佛教。他递呈了一篇让自己青史留名的奏折，历数国家儒教对释家僧徒的抱怨。下面的节选，让我们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观念之战看得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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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开宗明义：“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此外，“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他进一步说：“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120]直到现代，我们还能发现人们在重复着对佛教出家制度反社会、反国家的指控。这种反教权主义，在儒家文人当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几乎整个官僚阶层当中——成为了一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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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也抱有同样的观点，自从626年即位以来，他大大缩减了僧尼的数量。但是，像塔里木盆地这样一块深受佛教影响的土地，随着汉人对其统治权的确立，加上由此带来的跟印度本身的政治关系，这一切最终改变了皇帝的态度。玄奘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公元629年，当这位著名的佛教学者请求许可去恒河圣地朝圣的时候，当局拒绝给他必不可少的通行关文。他不得不秘密地越过边境，避开敦煌的边境哨卡，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孤身进入戈壁大漠之中，在那里，他险些在旅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送了命。结合唐朝人的威望和佛教徒的虔诚，当地的统治者们一路保护他穿越了塔里木盆地，使得他能够通过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在印度，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出面接待的，不仅有他的同宗教友，甚至还有印度的王公贵族，他们很好奇，想看看这位大老远地从中国来到他们的国家学习梵文哲学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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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不仅仅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渴望见到那些跟佛陀出生、讲道、涅有关的圣地，还是一位最值得注意的哲学家，对婆罗门教和佛教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都做过深入透彻的研究。他最后加以发展、并在非凡洞察力的综合中予以阐述的体系，是一种绝对理想主义的体系，有点像贝克莱和费希特。他承认，个人化的自我和外部世界都是虚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简化为他所谓的“唯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是“理想的平面”。这是一种介于主观主义与一元论之间的哲学，但不可能把它恰当地定义为这两种知性姿态的任何一种，因为它既不像一元论——它否认一切物质的观念，又不像西方的主观主义——它否认自我，或者至少是否认物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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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远远超过了像玄奘这样的翻译者展示给中国人的那些体系。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财富，包括概念、观点、形而上学建构和知性分析。它的确是印度思想的完整遗产，这些思想已经被改造得使唐朝的臣民能够理解。尽管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反对，但无法抵抗的动态观念的入侵还是发生了。有一个证据就是，宋代正统的新儒家（被朱熹精细化了）无意识地渗透了这些观念。这里存在一种“精神输血”，只有20世纪西方观念的突然入侵才可以与之相比。玄奘最卓越的成就，或许并不是穿越戈壁大漠、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印度的库什，而是对印度思想这个未知世界的精神探险，这是一片繁茂丰饶、而且明显无路可通的森林，超过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地方，他成功地翻译了最为复杂、精密、微妙的印度的形而上学概念，用的是经过改造加工的、适合这一目的的汉语词汇——几乎是一种新的语言——连同并不完美的工具：中国的书写文字。只有那些不得不把托马斯主义哲学翻译成中国文字的传教士们，才能够欣赏这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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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个虔诚的朝圣者和能力惊人的形而上学作品的翻译者之外，玄奘还是一个目光敏锐的探险家和一个精密准确的地理学家。他的旅行记是一部7世纪上半叶中亚和印度的自然、政治和经济地理学的调查报告：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一英里接一英里。他开列了所经之处的所有地区的农业和经济活动：从中国的边境，到波斯的门户，从阿富汗到印度的阿萨姆邦。他还列举了在旅行中遇到的所有民族的语言（包括一份梵文文法概要）、风俗习惯（连同种姓制度的梗概）、迷信、宗教和哲学。最后，他极其准确地记载了各地政治权力，连同不同统治者的个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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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新的观察材料，对于太宗皇帝的国际事务来说想必有着独特的价值。在629年他曾希望阻止这位朝圣者的出发，但当后者于644年回到中国的时候，皇帝陛下却给予他最殷勤、最友好的欢迎。最后，皇帝向这位旅行者询问了印度各个王国的情况，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以至于希望委以大臣的职责。但玄奘完全投身到了他的宗教和哲学工作中，于是拒绝了这个提议。然而，他还是在长安城里定居了下来，地点就是当时尚未完工的大慈恩寺，太宗皇帝开始喜欢上他了，常常召他进宫。大慈恩寺的献祭仪式因为皇帝陛下亲眼目睹庄严的游行队列而名闻天下，他是出于与玄奘的友情而同意露一下面。玄奘的传记作者描述了这次盛大的游行，陪伴游行队列的是旗子和他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最近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时期有些中国佛像的印度起源。在山西北部的天龙山石窟发现了一些佛像，显然是唐代的作品，是对印度笈多王朝时期艺术的直接模仿。它们有柔和的模型、圆润的魅力与混合的形态，这些显然都是非中国的，表现了完整的印度美感及其与生俱来的典型感觉。此外，在隋代和唐代早期，还有造型形态的普遍复兴。佛教雕塑，抛弃了“中国罗马式”的贫乏，逐渐恢复了对模式的强调。毋庸置疑，这种改变部分地要归功于像玄奘这样的朝圣者带回来的印度模型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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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的扩张，远至印度和波斯的边境，这不仅导致了跟佛教印度更紧密的联系，而且也使得基督教传教士从波斯与河中出发的旅行成为可能，导致了基督教景教教派在帝国核心地区的确立。公元635年，一位名叫阿罗本（这是叙利亚宗教头衔“拉班”的汉文翻译）的景教牧师抵达长安。638年，这位传教士在这座都城建立起了教堂，781年的古叙利亚文和汉文碑铭记载了这一事件，其中也谈到了太宗皇帝对基督教的仁慈态度。[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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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岁那年，在统治中国2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之后，公元649年7月10日，太宗皇帝在长安的宫殿里去世，被埋葬在礼泉附近的昭陵。他让人在自己的陵墓周围雕刻了他所征服过的国王们的雕像，以及他在历次战斗中所骑过的战马的雕像。他的老兵们对他是如此热爱，以至于其中一位——就是突厥首领阿史那社尔——想要在主人的遗体前按照古代的方式自杀：“请以身殉，卫陵寝。”[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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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8章 宫廷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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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的儿子高宗皇帝继位的时候只有22岁，他的统治时期持续了34年（649—683）。他勤勉刻苦，天性仁慈，是个好心肠的人，尽管性格令人遗憾的软弱。他尊重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他曾登上神圣的泰山祭天，另有几次他伴随朝圣者既参拜了孔子的陵墓，又去了最古老的道观。据长安城的汉文－叙利亚文碑刻记载，他还关照过景教。在他统治期间（至少是在早期），扩张依然在继续，这多亏了他父亲的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在征服朝鲜的时候，高宗竟然在他的前任太宗皇帝和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成功了。660—665年间，他的将领们征服了百济——朝鲜半岛的三个王国之一，位于半岛的西南海岸。668年，他们攻克了高句丽（朝鲜）——三个王国中最重要的一个，位于汉城（编者注：今首尔）的西北方。因为第三个朝鲜王国新罗（位于半岛的东海岸）自动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所以整个朝鲜半岛就这样纳入了中国的势力范围。在突厥斯坦，唐军平定了伊塞克湖东北方向的西突厥人的叛乱。在临近冬天的时候，唐朝将领苏定方进伐叛乱者。“冬天来临，地面上被冰雪所覆盖。突厥人做梦也想不到唐朝人会于这样一个季节、在这样荒凉偏僻的地方开始战斗。”苏定方突袭了曳河畔的游牧民，艾比湖的一个附庸国。在伊塞克湖西边的双河，他第二次击败了他们，最后迫使他们的可汗逃到石国（塔什干）避难，在那里被人出卖给了唐朝人（657年）。西突厥人不得不承认唐帝国任命的人做他们的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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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高宗皇帝是在形势突然反转的时候成功地完成了他父亲毕生的事业。665年初，西突厥出现了公开的叛乱。670年，吐蕃人（当时依然几乎处于野蛮状态）侵犯塔里木盆地，攻占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唐朝人的“安西四镇”。比这更严重的是，蒙古的东突厥人的一个汗国——他们以鄂尔浑上游为中心，630年被太宗皇帝所灭——如今在从前的统治部落的一位后人骨咄禄可汗的领导下重新建立起来了。帝国再一次陷入了苦难深重的岁月。39年来（682—721），来自长城外的蒙古突厥人（“像豺狼一样”）蹂躏着唐朝人（“像绵羊一样”）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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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皇城长安，高宗皇帝的统治由于女皇武则天而走向了悲惨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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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是太宗皇帝从前的宠妃。她637年入宫，当时只有14岁，因为她的才智和美貌而艳压群芳。未来的高宗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在父亲成群的妻妾当中见到过她，打那时起，就在心底里暗暗地爱着她。太宗死的时候，他的嫔妃们不得不削发为尼，住进了尼姑庵。官方规定的服丧期刚刚结束，新天子就命人把这位年轻女子从退隐处带来，恢复了她在宫里的位置。然而，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嫔妃来说，一个次要角色显然是不够的。据她的死对头、诗人骆宾王说，她“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123]为了达到目的，她不惜用一切手段，愿意犯任何罪行，不管多么恐怖。她亲手掐死了自己跟皇帝生的孩子，然后嫁祸于人，导致合法的皇后被指控犯下了这桩十恶不赦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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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编年史中关于这出大戏的报道，是塔西佗式的往事追怀，加上虚假的优雅礼节作为舞台背景。孩子（一个女孩）出生之后，皇后来看武则天。她爱抚那个婴儿，把她抱在怀里，向年轻的妈妈表示祝贺。她刚一离开，武则天就闷死了这个新生儿，然后重新把她放回摇篮里。有人通报皇上驾到。武则天起身相迎，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神情，揭开摇篮让皇帝看他们的女儿。皇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可怕的表情，摇篮里躺着孩子的尸体。武则天放声大恸，但小心地不直接指控那个她一心要毁掉的女人。最后，当被问起的时候，她也仅仅是指控了她的侍女们。不出所料，后者为了摆脱嫌疑，向皇帝描述了几分钟前皇后所作的探访。场景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至于高宗皇帝对皇后的罪行深信不疑。就这样，皇后被贬，武则天取而代之（655年）。尽管有父亲的老臣们的反对，高宗还是彻底落入了新皇后的控制之下。像古罗马的阿格里庇娜一样，她隐身在纱帘的后面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议。由于高宗继续秘密探访从前的皇后，武则天下令剁掉了这个可怜女人的手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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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60年起，就一直是武则天在以软弱的高宗皇帝的名义管理着国家大事。凭借她所建立的一套密探制度，武则天能够不受惩罚地在朝廷里施行恐怖统治，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嫉妒和报复心理，放手消灭她的敌人，哪怕他们恰好是大唐王朝的皇室成员。在灭掉反对她的官吏之后，她强迫他们的妻女为奴。软弱无助的高宗皇帝知道受害人是无辜的，但他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据说，悔恨和同情损害了他的健康。中国的编年史家讲述了他生命中最后的那些日子：“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在帘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鸣鹤叩头请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会、脑户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124]然而，一个月之后，人们听说皇帝突然病重，在无人目击的情况下死去（683年12月27日）。武则天以儿子的名义，继续保持着对帝国的绝对控制，长达22年之久（68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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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武则天的所作所为肆无忌惮，但她也是个才能出众的女人，在管理国事上比她那位不幸的丈夫更圆熟老练。尽管在后宫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悲剧，但大唐帝国的行政机器，依然在她的积极操纵下继续运转，久经沙场的将领们几乎在到处阻击野蛮人。正是在她的治下，中国人在塔里木盆地重新建立了“安西四镇”： 龟兹、疏勒、焉耆和于阗（692年）。就大唐与蒙古突厥人的关系而言，她并不怎么成功，几乎没有哪一年突厥人没有突袭、劫掠甘肃、陕西、山西与河北的边境。阙特勤碑文记述道：“那时候，奴仆们自己拥有了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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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事务上，武则天克服了所有障碍。每个人都在这个不屈不挠的女人的钢铁意志面前退避三舍。她的胆子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684年，她索性废黜了自己的儿子——年轻的中宗皇帝，然后自己取而代之，正式称“帝”（690年）。皇族子弟耻于被一个从前的嫔妃所统治，在诗人骆宾王的一篇檄文的激励下，他们采取了行动，实施了一场流产的反叛。他们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人们砍下他们的脑袋送给这位女皇。与此同时，武则天认识到，有必要与蒙古的突厥人握手言和，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来对付她的敌人。她派出了一位特使去见突厥人的可汗默啜，请求把他的女儿嫁给武则天的侄子。这个突厥人不屑一顾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并不打算把女儿嫁给一个篡位者的侄子，而是想嫁给那位被废黜的皇上。他自封为朝廷里各派别之间的调停者，声称自己是正统的拥护者，威胁说，如果不恢复大唐王朝的话，他就要率领他的游牧部落，亲自实现复辟。武则天给吓住了，正式承认了中宗皇帝的权利，不过实际上她依然是唯一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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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武则天就开始满足自己各种心血来潮的怪念头。尽管韶华已逝，岁月不饶人，但她还是让一位年轻的佛僧作了自己的面首，并安排他担任洛阳一座主要寺庙的住持，“随时出入禁宫，不论早晚”。此外，武则天对佛教也很有兴趣——当然，这位年轻佛僧的个人魅力那就更不消说了。这个非凡女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与所有残忍和淫荡的刺激相映成趣，都有她表现出的最热爱的方面。672至675年间，她下令并亲自监制了著名的龙门石佛以及围绕着他的菩萨、僧徒和护法国王的雕像的凿建。这样一些作品，过去时代的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已经被一种惊人的现实主义暴力所取代，这无疑让我们看清了一种很可能对武则天有吸引力的佛教类型。它们还佐证了这位君主给予这一信仰的特殊保护。这一保护的一位著名的接受者就是朝圣者义净，他是一位来自河北的僧人，公元671年，他乘船经苏门答腊去了印度。695年，在印度和外印度的寺庙里待了24年之后，他由海路回到中国，带回了大量的梵文佛经。抵达洛阳城的时候，武则天领着庞大的随从人员去接见他，为他的译经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把整个余生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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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武则天的统治也正在走向其尾声。敌对的民意，以及突厥入侵的威胁，使得她决定要实现中宗皇帝的复位——至少名义上的复位。实际上，她继续在独揽朝纲，由她新近宠幸的面首张氏兄弟辅佐。然而，一场针对她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705年的一天夜里，密谋者们拿起了武器，拥入皇宫。他们遇到了那位无权无势、胆小怕事的中宗，他们欢呼着拥戴他为皇帝，连拉带拽地把他拖进了武则天的寝宫。年迈的女皇从睡梦中惊醒，孤独而无助，她的两位面首就在她的脚下被杀掉了，但她依然有能力抵抗。她作了最后的努力想要胁迫中宗，如果密谋者给她时间的话，她没准会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他们却用匕首对着她的喉咙，强迫她宣布退位（705年2月22日）。几个月后，她含恨死去，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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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皇帝再一次成了国家的领头人，表现得像从前一样善良而软弱。他最喜爱的娱乐就是去见佛僧义净，在后者翻译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梵文佛经时跟他聊天。中宗皇帝想必回想起了他在受到他那位可怕母亲的迫害时是如何向菩萨祈祷（无论对身体还是对灵魂菩萨都是一位好医生），以及他的祈祷是如何得到应验的。在他于705年复位之后，他不想表现出对他那位天上的保护者忘恩负义，他经常把都城里最圣洁的僧人召到自己的宫里。他特别喜欢的人是义净，707年的夏天他一直跟义净待在一起。皇帝甚至去这位朝圣者工作的那座寺庙，坐在他的席子上，亲手协助他翻译印度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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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温和帝王与得道高僧之间的这种友好协作不久之后就被另一出宫廷戏剧给打断了。中宗的妻子——年轻的韦后，是一个行为放荡的女人。她让英俊的武三思（已故的则天女皇的侄子）做了自己的情人。中宗被欺骗了，并对此毫无觉察。一位年轻的皇子被这种堕落行为给激怒了，他杀死了武三思（707年），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皇帝不接受这位复仇者。最后，这位中国的梅萨利娜[125]发现她的影子丈夫依然是个障碍，于是索性把他毒死拉倒，这样就可以取而代之（710年7月3日）。但她缺少武则天那样令人敬畏的权威，她的罪行刚一败露，就招致了皇室成员的一次反击，领头的是年轻的皇子李隆基。7月25日的夜里，反叛者们重演了705年的大戏，他们拥入皇宫，乱箭射死了韦后。她的头被人用长枪挑起，掷向人群。于是，李隆基让他的父亲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唐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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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蒙古地区的突厥人在他们令人生畏的可汗默啜的率领下，依然在继续着他们对中原的蹂躏。706年，默啜的侄子阙特勤在宁夏赢得了对唐朝人的一场大胜仗。阙特勤碑碑文讲道：“我们与沙陀将军的军队交战。他首先骑灰马塔地克啜进击。此马在那里被杀。第二次，他骑灰马沙钵略奄达进击。此马在那里被杀。第三次，他骑披甲栗色马叶勤悉利进击，此马在那里被杀。他们将一百多支箭射中他的甲胄与战袍，但是他未让一箭射中脸部或头部。突厥的伯克们，你们都知道勇士们要不停攻击他。我们在那里歼灭了这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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