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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士们建议太宗加固长城，以防止类似的威胁再次发生。他笑答：“何须固边。”事实上，鄂尔浑突厥人的权威，正在被太宗刻意助长起来的内部纷争和叛乱所削弱。在颉利可汗做出一次鲁莽的挑衅之后，太宗把整个唐朝军队都摆出来对付他。唐军突袭了内蒙古归化（今归绥）附近的可汗，袭击了他的营地，驱散了他的部落。接着，他们又把他赶入了外蒙古，一直赶到了鄂尔浑河与克鲁伦河，他被迫依附一个部落避难，部落的人把他交给了汉人。这之后，东突厥斯坦的汗国臣服中国达50余年（63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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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自鸣得意地描述了突厥酋长们拜服在太宗脚下的壮观场面。在一次公开朝见中，皇帝很想看到他们所有人在一起，包括两位新近征服的可汗与那些已经归顺很久的酋长。“刚刚到达觐见厅，他们就恭敬地拜服在地，行三跪九叩之礼。”那些忠诚部落的酋长走在颉利可汗的前面，而颉利则被当做战俘对待。然而，在经过一番羞辱之后，皇帝明智地宽恕了他，为他安排了一座宫殿，等于把他软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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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的整个汗国（即今天的蒙古地区）就这样并入了大唐帝国（630年）。和硕柴达木的突厥文阙特勤碑上有这样一段话：“原来的老爷成了汉人的奴仆，原来的太太成了汉人的婢女。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并听从于汉人可汗，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汉人的利益，他们向东，即日出之处，一直征战到莫利可汗之地；向西则远抵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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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20年里，在这些外援的帮助之下，太宗把突厥斯坦的突厥部落和戈壁的绿洲全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随着他的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史诗般壮丽的中国展现在惊叹不已的亚洲各民族的面前。既没有向野蛮人妥协，也没有用金银来收买，太宗便让他们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就瑟瑟发抖。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精神，那些浮雕、雕塑和殡葬陶俑中强有力的动物和战争主题，连同它们几乎有些过度的饱满活力（比如龙门石窟中身强力壮的护世天王），以及他们对着重加强的偏爱（这种加强常常让它们获得了讽刺漫画的强烈效果）。就连唐代的陶瓷制品，连同它们强烈的色彩（橘黄色和明快的绿色），也展现了这一时期的艺术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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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宗曾把自己的功绩跟历代的伟大征服者的业绩作个比较的话，他一定会想起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这位生活在公元4世纪蛮族大入侵之前的大汉皇帝，在现实中复活了，大唐骑兵的英雄业绩甚至超过了大汉骑兵。即便是古代疏勒的征服者班超，也不曾像唐代的将军们，夺走过那么多牲畜，打垮过那么多部落，砍掉过那么多人头。在其间的300年里，当中原成为蛮族入侵的受害者的时候，她一直在吸收着获胜部落的鲜血；现如今，她在鲜血的滋养下日益强大，能够凭借从草原人身上汲取的力量，加上一千余年的古老文明的巨大优势，与他们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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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墓葬雕像吧，那些骑兵和步兵的雕像带有半鞑靼特征的扁平面孔，面貌特征僵硬到几乎成为鬼脸的程度；他们要么戴着突厥兵的帽子，要么戴着唐军的头盔。粗糙地包裹着他们身体的，是僵硬的皮革盔甲，用铁块加固了的胸甲和背甲，皮革或金属鳞片围裙，他们手持圆形或长方形的装饰着怪脸的大盾牌——这些人正准备穿越戈壁滩，或者攀登杭爱山。就连佛教工艺品所表现的对象，比如护世天王或金刚手，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盔甲，以及类似的令人敬畏且很不友善的外貌。那些陶俑骑兵的战马依然在嘶鸣，在喷鼻，在用前蹄刨着地面，就好像它们在急不可耐地等待冲向疏勒或者龟兹。让萨珊帝国闻风丧胆、后来又让新生的阿拉伯势力寝食难安的西突厥，也在跟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大唐骑兵的面前垂首弯腰。刚打交道不久，大唐骑兵就扫荡了他们的营地，烧毁了他们的大车，拆散了他们的毡帐，向西一直打到了塔尔巴哈台峡谷——依然不屈不挠，追击着他们越过了一望无垠的吉尔吉斯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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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击溃了蒙古的东突厥人，太宗皇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突厥斯坦的西突厥人了。后者当时统一在一位强大君主的统治之下，这位君主的领地从阿尔泰山脉一直延伸到咸海。夏天他住在天山，冬天则移居到被称为“热湖”的伊塞克湖畔。他因为佛教朝圣者玄奘的记述而相当知名。那是公元630年年初，在伊塞克湖西岸、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碎叶）附近，朝圣者玄奘遇见了这位可汗，正率领他的骑兵大军向西转移。“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113]太宗皇帝相信，“远交近攻”的做法是明智的，因此，只要他还在对付蒙古的突厥部落的时候，就不会去打搅这些西方的部落。然而，公元630年，蒙古已经平定了，机会来了——多半并不完全是自动送上门来的。突厥斯坦那位给玄奘留下深刻印象的可汗，在多少有些神秘的情境下被人谋杀了，他的王国也就土崩瓦解，分裂成互相敌对的部落群。因此，西突厥人的汗国并没有比蒙古突厥人的汗国活得更长。642年，在乌鲁木齐附近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国远征军一个接一个消灭了所有胆敢抵抗的突厥部落。剩下的全都承认了中国的霸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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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掉突厥之后，太宗皇帝就可以在整个塔里木盆地重建中国的保护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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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塔里木盆地这些如今已经破败不堪的绿洲在中世纪早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必须扼要概括一下我们早先在谈到汉代时所说过的那些话。从人种学的观点看，这些绿洲当中至少有一些地方居住的是说印欧方言的民族，这些方言不仅跟亚洲的亚利安语系（伊朗语和梵语）关系密切，而且也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斯拉夫语、拉丁语、凯尔特语，等等）非常接近，至于疏勒地区所说的“东部伊朗”语，那就更不用说了。从文化的观点看，从3世纪到8世纪，作为佛教传教的结果，在那里，梵语和普拉克利特语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像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人们的尊崇。从艺术的观点看，这块土地是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征服地——这又是佛教传播的结果，它学到了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法。而希腊可以说已经死于拜占庭，然而从那时起，它的艺术影响就密不可分地与佛教教义联系在了一起，一直延续到7世纪，从疏勒东部到吐鲁番和罗布泊，还能感觉到这种影响——或许，在有些唐朝时期的中国镜子上，我们可以追踪到这一影响[114]。就这样，一颗死星的光芒可以延续数百年时间，穿越时空的界限照亮我们的眼睛。如今的塔里木盆地，不再有任何辉煌的商业、宗教和艺术活动了。沙漠的前进湮没了肥沃的土壤，伊斯兰教覆盖了古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已经坍塌的整座社会大厦所留下的断壁残垣，认识到文明必然消亡的命运，但要是没有这座大厦，印欧世界和华夏世界之间的通道则绝无可能，而这一切，离我们并不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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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塔里木盆地的这些绿洲，当时就有过非常生动的描写，这就是中国朝圣者玄奘在他的印度旅行记中所作的描述（玄奘于629年至630年西行印度，644年返回）。1902至1914年间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部分文物也属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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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那一时期的艺术，直接源自于阿富汗的佛教工艺，连同它的双重源流：希腊－印度和伊朗－佛教的影响。丰杜基斯坦（位于喀布尔与巴米扬之间）模型墙雕的发现，让我们对这些影响看得更清楚了。这些雕刻品的年代，是根据在同一地点发现的萨珊王库思老二世（590—628）的硬币鉴定出来的，它们表明，阿富汗的佛教艺术依然在按照希腊模式复制着佛教神像，但女像结合使用了纯粹的印度样式，而男像则使用了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样式。在克孜勒佛窟（塔里木北部的龟兹附近）的壁画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样式结合，哈金认为这些壁画属于两个时期，最早的来自450至650年之间，另一些则来自650至750年之间。它们一起表明，诸如龟兹这样的绿洲，其精神甫明是纯印度的（多亏了佛教），而其物质文明则显示出了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的影响也相当大。的确，那些躺着的贵族像（公主像也是一样）透露出了对波斯原型的直接模仿。丝绸之路沿途的这些绿洲，不仅是从中国到印度朝圣的驿站，而且是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商旅落脚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这更清楚地表明它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了。我们在谈到克孜勒壁画时所说的那些话，同样可以用来说硕尔楚克（焉耆附近）的雕塑、吐鲁番绿洲的壁画和雕塑以及（吐鲁番盆地南部）于阗附近丹迪纳里克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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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勃勃地要控制上亚细亚的大唐中国，对塔里木盆地的那些绿洲不可能不感兴趣，在塔里木盆地建立保护国对于控制通往印度和波斯的商队通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太宗皇帝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距离西部各绿洲最近的吐鲁番，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最直接，正像这一地区的佛教壁画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些壁画中，唐代的风格与对印度和伊朗作品的模仿融合了起来，此外，在这一地区起支配作用的王朝也属于中国的血统。629年，唐朝佛教徒玄奘在去印度朝圣的途中经过吐鲁番，受到了本地国王的热烈欢迎（事实上是如此热情，以至于玄奘在重新上路的时候竟然跟主人难分难舍）。第二年，这位国王正式提出效忠太宗皇帝。但在640年，他竟然愚蠢到跟突厥的叛乱者结成同盟，要切断中国、印度和波斯之间的商队通道。他满心指望戈壁滩的茫茫沙漠能够保护自己，但唐朝人的骑兵穿越了戈壁，出人意料地到达了吐鲁番绿洲。听到这个消息，国王又惊又吓，死了。唐朝军队开始攻城，雨点般的石头砸向了这片绿洲。新国王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出城来到唐军的营地。“他谢罪的态度不是很谦卑，一位唐朝将领站起身，说：‘我们的首要职责是攻城，何须跟这个小屁孩扯皮？下令攻城吧！’年轻的国王被汗水浸透了，拜伏在地，无条件投降。唐朝的将领把他作为战俘逮了起来，后来在举行仪式的大殿里献给了太宗皇帝。皇帝大宴群臣，为得胜归来的勇士们庆功，仪式持续了三天。”[115]吐鲁番国王那把镶嵌着宝石的弓，被皇帝送给了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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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丝绸之路上的第二个重要绿洲）的人帮助了唐朝人打败吐鲁番人，他们跟吐鲁番人不和。吐鲁番刚刚被吞并，他们惊恐不安，与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突厥人结成了联盟。太宗派出了一支新的大军，在一位名叫郭孝恪的足智多谋的勇士的指挥下，穿越了茫茫戈壁。“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故恃不为虞。孝恪倍道绝水，夜傅堞，迟曙噪而登，鼓角轰哄，唐兵纵，国人扰败，斩千余级。”太宗从皇城里指挥着所有的军事行动，一天，“帝语近臣曰：‘孝恪以八月十一日诣焉耆，阅二旬可至，当以二十二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遽人以捷布闻。”[116]（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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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最繁华的城市是龟兹，其佛教壁画表明它具有很高水平的文明和优雅。龟兹国王名叫苏伐叠，在本地的印欧语言里意思就是“金色的神”。630年，他给予唐朝朝圣者玄奘以热烈的欢迎，承认了唐朝宗主国的地位，但在644年，他突然转向了，跟焉耆结成联盟反对大唐帝国。没过多久他就死掉了，继承王位的是他弟弟，梵文名字叫诃黎布失毕，意思是“神花”（646年）。新国王感觉到了正在来临的风暴，匆匆忙忙地派出了一位特使，带着他表示忠诚的声明去大唐朝廷。但一切都太晚了。为汉人效力的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已经率领汉人的正规军和鞑靼人的外援兵直奔西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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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人预料袭击会来自东南方向，来自戈壁大漠。不曾想袭击反而是来自西北，阿史那社尔走的路线是从乌鲁木齐经尤尔都斯河源头越过天山隘口。从这条路上，来的并不是焉耆的盟军，惊慌失措的龟兹人眼睁睁地看着汉人的骑兵编队在城北多石的沙漠中部署开来。国王诃黎布失毕出城面对敌军，汉人使用了一招蒙古古代战争中惯用的战术——佯装退却，诱使武艺高超的龟兹骑士进入沙漠，在那里消灭了他们。克孜勒的佛教壁画中描绘了阿史那社尔胜利进入龟兹城的场面。接下来，正当龟兹国王领着残兵败将到固若金汤的拨换城（今阿克苏）避难的时候，阿史那社尔也一路追到了那里，经过40天的围攻之后，拿下了这个地方。在龟兹，阿史那社尔斩首一万一千级，“西域震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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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的陷落，对于戈壁城市的独立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它标志着一个屡遭劫难而幸存下来的迷人而优雅的世界宣告终结。克孜勒的壁画让人回想起那灿烂的文明，自从这一场劫难之后，它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约瑟夫·哈金在克孜勒所作的调查表明，在这一时期（648—650），两种绘画风格之间存在一个断裂，第二种风格使用了更强烈的色彩，以补偿浮雕的减弱。在这种风格里，还使用了一种新的波纹，可以明显感觉到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的影响，然而事实上这是波斯难民的作品，在652年阿拉伯人征服他们的国家之后，他们逃离家园，到这个新建立的唐朝保护国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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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吐鲁番盆地的北部绿洲之后，唐朝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南部。632年，于阗国王承认了太宗皇帝的宗主权，635年，他把儿子送到唐朝宫廷里担任皇家侍卫。然而，这些表示善意的证据似乎并没有让唐朝人满意。在648年征服龟兹之后，他们觉得，到了加强对南部绿洲的严厉控制的时候了。有人对阿史那社尔说：“公破龟兹，西域皆震恐，愿假轻骑羁于阗王献京师。”说干就干。中国骑兵队出人意料地到达了于阗绿洲，国王吓得直打哆嗦。唐朝将领“陈唐威灵，劝入见天子”。国王听从了他的忠告，而且这一举动并没有让他损失什么，因为在长安的宫廷里逗留了几个月之后，皇帝就放他回家了，临走，还“赐袍带，布帛六千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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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西藏）当时仍然是蛮荒未化之地，一位有能力的酋长在拉萨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在发动针对中原的战争之后，他最终进入了唐朝的势力范围，641年，太宗皇帝让他牵上了一位唐朝公主的手。就这样，文明开始在这些野蛮的山地人当中渗透。太宗甚至派出了一位大使去印度，朝见北天竺的国王那陵提婆。不过，中国出使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大使是朝圣者玄奘，他于629年离开都城长安，在遍游中亚和印度之后，直到644年才返回中国。我们已经提到过他经由吐鲁番、焉耆、龟兹、天山、伊塞克湖、托克马克、撒马尔罕、大夏和喀布尔河谷向西旅行，他的回程经过帕米尔高原、疏勒、于阗、罗布泊和敦煌。事实上，他走的正是古丝绸之路的两条通道。唐王朝利用这段和平时期重新打通了从中国到印度和波斯的横贯大陆的通道，这两条通道自从汉朝衰亡以来总有某些地方被阻塞。有时，太宗的威力甚至追循了朝圣者的足迹。647年，一个唐朝使团在去印度的路上遭遇了袭击，使臣王玄策去向吐蕃和尼泊尔的酋长（他们都是唐帝国的封臣）搬救兵。王玄策领着他们的小分队返回了印度，报了袭击者一箭之仇，用铁链把他们锁住，带回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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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些征服的结果，唐朝的统治权一直行使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可以理解太宗皇帝合理的自豪。他的传记作者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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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力量在精神方面也产生了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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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末年，朝廷曾积极推广佛教，然而自北魏王朝衰亡以来，这一宗教遭受了数不清的攻击。574年，中国南方的那些短命王朝之一颁布了一道法令，把“外来宗教”和道教都给禁止了，但6年之后，这一迫害时期便走到了尽头。隋朝的两位皇帝一开始都是正统的儒家信徒——就像每一个新朝代一样，他们也需要官僚阶层的支持，以确立他们的合法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表现出对佛教更热衷。至于那位后来成了唐太宗的武夫，在他即位的时候，就对印度人的这种投降和克己的宗教感到满腹狐疑。他评论道：“（梁）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他认为道教的“无为”也同样不值得赞成：“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衣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絷。”[119]太宗在这些问题上的私人顾问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儒家学者，自然也憎恨佛教。他递呈了一篇让自己青史留名的奏折，历数国家儒教对释家僧徒的抱怨。下面的节选，让我们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观念之战看得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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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开宗明义：“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此外，“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他进一步说：“况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而为厌魅，迷惑万姓者乎！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120]直到现代，我们还能发现人们在重复着对佛教出家制度反社会、反国家的指控。这种反教权主义，在儒家文人当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几乎整个官僚阶层当中——成为了一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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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帝也抱有同样的观点，自从626年即位以来，他大大缩减了僧尼的数量。但是，像塔里木盆地这样一块深受佛教影响的土地，随着汉人对其统治权的确立，加上由此带来的跟印度本身的政治关系，这一切最终改变了皇帝的态度。玄奘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公元629年，当这位著名的佛教学者请求许可去恒河圣地朝圣的时候，当局拒绝给他必不可少的通行关文。他不得不秘密地越过边境，避开敦煌的边境哨卡，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孤身进入戈壁大漠之中，在那里，他险些在旅程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送了命。结合唐朝人的威望和佛教徒的虔诚，当地的统治者们一路保护他穿越了塔里木盆地，使得他能够通过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在印度，他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出面接待的，不仅有他的同宗教友，甚至还有印度的王公贵族，他们很好奇，想看看这位大老远地从中国来到他们的国家学习梵文哲学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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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不仅仅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渴望见到那些跟佛陀出生、讲道、涅有关的圣地，还是一位最值得注意的哲学家，对婆罗门教和佛教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都做过深入透彻的研究。他最后加以发展、并在非凡洞察力的综合中予以阐述的体系，是一种绝对理想主义的体系，有点像贝克莱和费希特。他承认，个人化的自我和外部世界都是虚无，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共同简化为他所谓的“唯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是“理想的平面”。这是一种介于主观主义与一元论之间的哲学，但不可能把它恰当地定义为这两种知性姿态的任何一种，因为它既不像一元论——它否认一切物质的观念，又不像西方的主观主义——它否认自我，或者至少是否认物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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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远远超过了像玄奘这样的翻译者展示给中国人的那些体系。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财富，包括概念、观点、形而上学建构和知性分析。它的确是印度思想的完整遗产，这些思想已经被改造得使唐朝的臣民能够理解。尽管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反对，但无法抵抗的动态观念的入侵还是发生了。有一个证据就是，宋代正统的新儒家（被朱熹精细化了）无意识地渗透了这些观念。这里存在一种“精神输血”，只有20世纪西方观念的突然入侵才可以与之相比。玄奘最卓越的成就，或许并不是穿越戈壁大漠、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印度的库什，而是对印度思想这个未知世界的精神探险，这是一片繁茂丰饶、而且明显无路可通的森林，超过前面提到的所有那些地方，他成功地翻译了最为复杂、精密、微妙的印度的形而上学概念，用的是经过改造加工的、适合这一目的的汉语词汇——几乎是一种新的语言——连同并不完美的工具：中国的书写文字。只有那些不得不把托马斯主义哲学翻译成中国文字的传教士们，才能够欣赏这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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