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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着重强调了理与气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自然法则与作为万物起源的气团之间的关系，他所使用的措辞，就连赫伯特·斯宾塞也没法反驳。他说，自然法则不是通过感官感知到的，但它的范围却是无限的，它是所有一致性的法则。另一方面，物质却是感官可以感知的，是有限的，是所有差异性的来源。这也正是欧洲哲学中自然法则概念和物质概念之间的差别。然而，像自然法则与物质一样，理与气也严格地保持着互补，如果没有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存在。哲学家把它们分隔开来纯粹是为了方便。实际上，它们是两条密不可分的法则，尽管从理论上讲，理在逻辑上要先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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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学原则一旦确定下来，朱熹的宇宙演化学说也就以严谨的科学方式展开了。鸿蒙之初是太虚，这个空间被认为是以太的容器，它极其稀薄，弥漫着星云的物质。事实上，物质不管在其最初的状态下有多么稀薄、多么散漫，但它依然与它所有的可能性一起存在于太虚之中，正如朱熹本人在说到没有物质太虚将不可能存在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接下来，通过自然法则的运转，物质开始凝聚。这是最初的混沌阶段，它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星云的浓缩。反过来，混沌又依靠自然法则“理”的力量，而变得有组织了；通过阴和阳的旋转以及有节奏的交替（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史前时期中国人的古老观念），整个看得见的宇宙得以产生。朱熹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在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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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朱熹还解释说，这种创造只是暂时的。机体的宇宙，就像个体一样，也只不过是普遍能量的瞬息体而已。千百万年之后，就会进入物质的发散阶段，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凝聚和创造阶段。这个过程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这种循环往复是永恒而必然的，是自然法则的精确结果。严格的宿命论控制着这种演化。毁灭和创造被连在了一起，正如那个植物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在产生种子的过程中死去的植物，反过来又会再产生新的植物，在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种子又回到了最初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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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伦理教义源自于其基本的哲学体系。他的伦理体系纯粹是理性主义的。所谓的“理”，换句话说就是集体的自然法则，是道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准则。道德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类身上的应用，像自然法则的任何其他应用一样必不可少，一样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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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主义，在朱熹哲学与某些中国古代道德家们的早期有神论之间创造了一条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分界线。朱熹明确表示：天就是在我们头顶之上旋转的苍穹。它并不包含上帝（不管古书上怎么说），物质在自然法则的控制之下演化。个体存在的出现和消失，就像水车的戽斗一样，某些戽斗下落到井里的时候是空的，另一些戽斗再次升上来的时候是满的，而水车从不停止转动。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大地没有主人，因为它受理（自然法则）的主宰。但这种推动世界的动力——理的法则——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意识，一种不可言说的精神性，也就是印度泛神论中的众魂之魂、世界之魂。朱熹说：“理无思而行。它的行动是必需的、必然的和无意识的。”因此任何唯心论都遭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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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的人就像一波波的海浪一样，每一波都是其自身：第一波不是第二波，第二波不是第三波，但他们都是同样的水的形态。人也是如此。今天的我，是普遍的因的形态，是天地物质的形态。我的祖先也是同样元素的形态。他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元素却留存了下来。我与他是有联系的，通过成例、原因和物质的共生体。以同样的方式，天地万物与我为一。我可以称天为父，地为母，万物为兄弟；因为它们全都与我合成一体：我与整个宇宙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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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反对者陆象山（1139—1193）以颇为类似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155]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就科学精神而言，在建立这种人与宇宙相一致的原则时，朱熹和陆象山仅仅是发展了中国思想中的一种最古老的观念；这种观念从有史以来就有了，是一切古老智慧的基础。陆象山在写下下面这段文字的时候，依然是在发展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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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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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段话翻译成西方哲学的话，我们可以说，古希腊的圣贤与中世纪中国的圣贤必定会以莱布尼兹或康德那样的术语构想世界的问题，因为思想的法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处理的也都是同样的材料。这是对理性的普遍价值和人类理解的一致的肯定。这样的看法，其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任何人类思想史，如果忽视了这些12世纪的中国的形而上学家，必定是很不完整的，因为他们所展示的，不亚于一种普世人文科学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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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象山的体系（它为精神性留下了空间）与朱熹的纯粹机械论体系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而正是后者，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数百年来被公认是权威的。因此，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判断，并指出其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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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是宏大的。它是一次条理清晰的综合，详细阐述了许多更古老的学说所提供的大多数材料，从远古时期的阴阳分类，到道教“宗师”们的御风而行和官方儒学的道德说教，从中甚至可以辨认出某些从未得到承认的对印度思想来源的借用。整个综合被强有力的理性思考得非常周全，以至于整个链条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学严谨被逐步解开，就好像斯宾诺莎在使用赫伯特·斯宾塞的材料一样。事实上，这些材料的来源是如此五花八门，又被朱熹如此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最后的大厦显得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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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幢大厦有点像一座监狱，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费尽艰辛才能从中逃出来。因为这一体系的强大力量，我们不该无视它的危险，而且，这些危险非常严重。它把所有思考封装在一个被尼采哲学的“永恒回归”的远景所限定的机械进化论的封闭圈中，阻塞了任何唯心论的出口，借此，朱熹阻遏了中国思想的涌流，过早地结束了10、11、12世纪的伟大的哲学复兴。朱熹的学说，最终成了一种官方的信条，阻断了进一步思考的道路，把整个官僚阶层投进了实利主义和例行公事中，对13至20世纪之间中国哲学的僵化负有主要责任。这一切，因为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同一结果的推波助澜而变本加厉——先是蒙古人的征服，然后是明代保守主义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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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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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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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宋王朝最后几位皇帝依然在风流儒雅的杭州城里陶醉于他们对美学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热爱的时候，成吉思汗已经开始了对亚洲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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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1167年出生于外蒙古鄂嫩河与克鲁伦河的源头附近的一顶蒙古毡包里。当时的蒙古部落在亚洲各民族当中属于较落后的。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不管是北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猎人，还是从森林地带向南一直延伸到戈壁大漠的辽阔草原上的游牧民——他们全都依然处于半野蛮状态。他们的全部财富，像他们的祖先匈奴人一样，也是由他们的畜群所组成的，他们季节性地跟随自己的畜群到处迁徙，寻找草场和水洼。在酷热与严寒的糟糕气候里，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当干旱使大草原上的牧草枯萎、让他们的畜群死去的时候，他们就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们对读书写字、城市生活和农业耕作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的宗教就是萨满教，而景教已经在他们的邻居们（中部蒙古的克烈人、西部蒙古的乃蛮突厥人和内蒙古的汪古突厥人）当中传播，不过尚未渗透到他们当中。但是，这些幸运的游牧民，比起那些其财富让他们垂涎三尺的古老的文明帝国来，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优势。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骑手和百发百中的弓箭手。13世纪的蒙古勇士们都是骑射手，他们总是出乎意料地出现，用箭洞穿敌人的身体，转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再一次在新的地方出现，乱箭齐发；如此反复，直到敌人筋疲力尽，在最后一击之下土崩瓦解。事实上，这支骑兵的灵活性很有欺骗性，使其看上去好像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方，这构成了他们对那个时期的其他大军的战略优势。此外，蒙古的猎人和骑手们在使用弓箭上的精湛技巧，在战斗中同样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战术的观点看，相当于一种“隔山打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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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吉思汗打得最艰苦的几场战役中，对手是跟他争夺蒙古霸权的另外几个突厥－蒙古部落。到了1206年，他除掉了这些竞争对手，让自己成了整个地区的主人。然后，他挥师南下，直逼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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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中国的领土被三个不同的政权不等地瓜分了。首先是女真人的金国，以北京（燕京）为首都，盘踞着华北，亦即黄河流域。在他们占据这些古老的中国行省的80年里，女真人已经变得非常汉化了。其次是汉人的大宋帝国，以杭州为首都，占据着华南，也就是长江流域及南部沿海各省。最后，是跟吐蕃人颇有渊源的唐古特人，他们控制着鄂尔多斯、阿拉善和甘肃，也就是西北边陲，在那里建立了西夏国，这个民族也正在逐步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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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通过进攻西夏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征服，在几场战役之后，迫使唐古特人承认了他的宗主权（1209年）。然后，他掉转兵力，挥师中原，并在1211年尝试着突破长城，打通从热河与宣化方向通往北京的通路。女真人尽管吸收了华夏文明，但并没丢掉从他们的通古斯人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军事才能。《秘史》中的那位蒙古吟游诗人，最早把他们视为勇猛之士和英勇的对手而举手致敬。战斗空前惨烈。9年过去了，从张家口到北京的旅行者们沿途通常能够很容易由散落在周围的白骨堆辨认出昔日的战场。有些目击者还讲到过地面上堆起的腐尸，讲到过由这些腐败物所引发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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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大军完全由骑兵所组成，依然对如何实施攻城一无所知，他们被长城的堡垒所阻，在进入北京之前，一直逗留在宣化与热河地区将近两年（1211—1212）。1213年，成吉思汗终于强行入关，以三路大军进犯河北与山西。他进入了今日山东的心脏地带，攻城略地，洗劫一空，但他没能攻克北京，只好继续封锁这座城市。在休战期间，金国的国王——马可·波罗笔下的“金王”——放弃了继续固守都城的希望，把朝廷的驻地迁到了黄河南岸的开封（1214年6月）。成吉思汗利用这一事件重启战端。1215年5月，他的将士们进入了北京（中都），在屠城之后，放了一把大火把它夷为平地。破坏整整持续了一个月，而且是如此彻底，以至于45年之后，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希望把这座城市作为首都的时候，他不得不重建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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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毁城行为，显示了蒙古人跟其他领先于他们的蛮族比较起来有多么落后。契丹人在963年，女真人在1122年，都曾控制过北京，但他们非但没有毁掉这座古城，反而在不久之后就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都：在经过尽可能小的流血之后，从前朝的手里接管了它。这是因为契丹人和女真人已经对中华文明有某种程度的熟悉，他们也乐于吸收这种文明。而另一方面，蒙古人依然是个野蛮民族，他们对征服中国的态度，有点类似于印第安苏人部落对北美农庄的袭扰。他们只懂得游牧的生活方式，对于在大城市中生活需要什么，对于如何利用它巩固自己的征服，他们全无概念。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把那些日后将成为自己财产的东西保全下来有着怎样的优势。北京平原上富庶的农业土地，把财富呈现在了他们的面前，但他们摧毁了那里的一切，这并非出于邪恶，而是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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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个人品格与蒙古大军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反差。根据可资利用的最可靠的证据，这位蒙古征服者似乎一直是位明君：冷静稳健，富于克制力和良好的判断力，在公平和道德上考虑周全，是一个能够公正对待勇敢敌人的人，但他痛恨叛国者。然而，他并没有远离原始的野性，除了普遍的恐怖之外，想不到借助任何其他手段来制伏被征服的民族。对他来说，就像对他所有的追随者一样，人命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像北方大草原上所有的游牧民一样，他对定居民族也一无所知——诸如城市生活、土地耕作之类的习惯——事实上，对藏在他土生土长的大草原的地平线后面的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在这些局限性之内（这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造成的），他是个天生的组织者，乐于听取文明人的忠告，由于智力超群，他拥有文明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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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陷北京（中都）时所抓获的战俘中，成吉思汗挑出了一位名叫耶律楚材的杰出人物，此人是契丹王室的后裔，这些契丹人一百年前统治着北京，几乎完全汉化了。像许多契丹人一样，耶律楚材对汉文化也有透彻的了解。他还是个政治家，在金国的政府部门担任过重要职位。耶律楚材的仪表给成吉思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长八尺，美髯宏声。”[157]成吉思汗问他，既然金国的创立者们曾经灭掉了从前的契丹国，他又为何如此长时间地为金国效力，并说：“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耶律楚材回答道：“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这位蒙古征服者很赏识这种对王朝的忠诚，哪怕是在敌人当中，这个答复让他格外喜欢。他把耶律楚材收归到自己的帐下，很快就让他成为最受敬重的顾问之一。耶律楚材为了一些良好的目的而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当蒙古的首领们在搜刮人口财物的时候，“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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