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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里看来应该是在1328年离开北京的。他首先穿越了汪古国，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注意到了那里的景教徒。接下来，他经过甘肃，注意到那条商旅大通道沿途的城镇和村寨，它们彼此挨得很近，以至于你刚离开一个镇子，就已经看到下一个镇子的城墙了。他穿过中亚，于1330年5月到达帕多瓦他自己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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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时期，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在欧洲广为人知。1340年，教皇本笃十二世派遣圣方济各会修士马黎诺里[169]前往远东。他在经过俄罗斯南部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国之后，于1342年抵达北京。8月19日，马黎诺里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位继任者、大可汗妥贴睦尔的召见，并献给大可汗一匹高大的西洋马，大可汗对这件礼物大为称赏。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乘船从泉州出发，在印度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353年回到阿维尼翁。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了一位新的北京大主教，但这位教士从未到任，因为蒙古人的元王朝刚刚被汉人的民族起义所推翻，建立了大明王朝，获胜的汉人全面禁止了一切受蒙古人青睐的“外来教义”，其中就包括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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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试着简单总结一下蒙古人统治时期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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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说说这一政权所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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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蒙古人所实现的几乎整个亚洲的统一，重新打通了自公元10世纪以来一直封闭着的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丝绸之路，我们已经在安东尼王朝及大汉帝国的时期追踪过它的行程，其重要价值我们也已在公元7世纪唐玄宗的统治时期看到过，当时，它是佛教徒的朝圣之路——这条穿越帕米尔高原、连接波斯与远东的漫长的商旅之路，如今被马可·波罗所横穿。中国再一次与波斯以及更远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了联系。距离被缩短了，欧亚大陆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两位出生在北京附近的修道士，一位成了巴格达的大主教，另一位成了出访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的大使。圣方济各会的信徒们，有的被任命为北京的大主教，有的去福建沿海建造大教堂。一位威尼斯商人进入了中国的盐政部门。蒙古人刮起的风暴，吹倒了花园的围墙，把大树连根拔起，把花卉的种子从一座花园带到另一座花园。就这方面而言，“蒙古世界”所带来的利益，跟“罗马世界”曾经带来的好处是一样的；直到好望角和美洲被发现，这个世界才开始看到一个堪与马可·波罗时代相媲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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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利益相对立的，必定是蒙古人统治所带来的恶果。这样的恶果，在物质方面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成吉思汗的孙子、伟大的忽必烈汗（他是数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好的统治者之一）已经恢复了他那位可怕的祖父所毁掉的一切。但从精神层面看，就好像在蒙古统治时期一股清泉在中国人的灵魂中被阻断了一样，这种伤害修复起来将会很缓慢。诚然，在蒙古人被赶走之后，新生的汉人王朝——明朝——在各个方面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恢复到过去——把这段外族占领时期一笔勾销，让历史从它曾经延续到的那一点上重新开始，事实上，这个断点并不是在1260年，而是在907年。但是，因为它对传统的极其忠诚，因为它想在每件事情上复制过去，这个新生的王朝被一项没有生命的任务给束缚住了手脚。这才是蒙古人入侵在中国栽下的恶根。中国的有机体经受了如此剧烈的休克，如此疲劳虚弱，以至于暴风雨刚一过去，它就紧紧地、胆怯地退缩到了自身之内。中国，几百年来不知疲倦地喷涌了最为惊人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创造，如今，她除了复制陈旧老套的形式、从副本制造副本之外，再也不敢做任何事情了；她努力保持着对过去的忠诚，却背叛了她最伟大的传统。因为，中国过去的伟大，首先在于她复兴和更新的无穷力量，在于创造性的自发行为，这种创造力，依次产生过商代青铜器的辉煌、庄子的形而上学飞跃以及孟子的超人幻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很少找到这种生命活力的踪迹，相反，倒是发现了自信的缺乏，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普遍不信任。一颗怯弱的心灵，自然也就远离了那些已经逝去的伟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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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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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一次民族复辟：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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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能够数得出的像忽必烈那样卓越非凡的君主并不多。通过他强大的人格力量，他政治家的才干，他深邃渊博的智慧，以及他的统治的稳固和仁善，这个蒙古人跻身于历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皇帝的行列。他的孙子铁穆耳（成宗，1294年—1307年在位）也是一位精力充沛、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在这两位皇帝之后，元王朝就迅速堕落了。元朝的王子们沉陷于放荡淫逸之中，缺乏意志力，只能通过喇嘛教徒的宗教来救赎他们的罪恶，这让儒家士大夫对他们又有了新的不满。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之间从未停止过争吵，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毁掉了在忽必烈时期让马可·波罗赞叹不已的堂皇的行政外表。这一世系的最后一位皇帝妥帖睦尔（顺帝，1333年—1368年在位），他只喜欢跟娈童或吐蕃喇嘛们打成一片，任由混乱无序演变为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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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家族的堕落，鼓励了汉人爱国者奋起反抗外族统治。起义由秘密社团组织，尤其是白莲教，这个教派预言太平盛世的到来，宣扬弥勒佛（佛教里的弥赛亚）的降临。像1912年的革命一样（它也号召人民推翻外族王朝），这场运动也是从长江下游及广东地区开始的。它发端于1351年，1355年以后，起义蔓延到了整个南方——越过了从前的南宋帝国。起义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混乱，因为这场运动由为数众多的首领所领导，他们半是爱国者半是强盗，在他们起兵反抗蒙古人的同时，自己人之间也打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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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五花八门的冒险家，因为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位而黯然失色，此人就是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他是安徽省一个贫穷农民的儿子，17岁那年一场瘟疫夺去了全家人的生命。为了活命，他进了一座寺庙，但他的佛教道行显然很浅，因为当反抗蒙古人的大规模起义在南方爆发的时候——这一年他25岁——他就脱下了袈裟，拿起了武器，在长江下游地区领导了一次起义。尽管他起初只不过是个普通头目，手下的喽跟别的造反者也并无不同，但由于他的政治头脑以及他对平民百姓的仁慈，从而在他们当中鹤立鸡群；他很明智地争取民众，而不是压迫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打下一座城镇，他都禁止士兵们劫掠，结果，当地百姓都把他当做一位解放者，向他欢呼致敬，感谢他让他们获得自由，不仅仅是从蒙古人的手里，而且也是从其他起义首领的手里。1356年，朱元璋攻克南京，并让它成了自己的都城，成了一个重建秩序、平定动乱的政府的所在地。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一位普通渔民的儿子，控制着湖北、湖南和江西。1363年，朱元璋打败了对手，取了他的性命，占了他的地盘。1367和1368年，他占领了广东地区，这样就拥有了整个华南。接下来，他挥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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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因为蒙古人的愚蠢而让这位解放者的任务变得轻而易举。他们没有联合起来抵抗起义，而是继续互相争吵，并因此让军队四分五裂。1368年9月10日的夜里，怯懦的妥帖睦尔逃出了北京城，躲到蒙古去了，朱元璋进入了这座都城。把北京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标志着朱元璋真正成了明朝的创立者。在经过13年的奋斗拼杀之后，这个从叫花子开始起步、脱下袈裟的和尚，终于在40岁时，成了国家的解放者和汉唐遗产的继承者。这位幸运的冒险家，已经比宋朝的开国者们强多了，他们从没有成功地把蛮族人赶出北京城，而他却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它。因此，他在向前寻找榜样的时候，干脆跳过了宋代，直接追溯到了唐朝——最后一个统治全部中国领土的本族王朝。1373年，他颁布了一部基于唐律的行政法规。然而，他并没有把首都搬到北方，而是继续住在南京城[170]。他本人作为长江下游地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率领一支由南方人组成的大军赶跑了外族统治者，首先组建的也是一个南方人的政府。此外，还要记住，整个华北地区在北方游牧民族的手里已经有242年，而北京城则被他们控制了432年。在这漫长的几百年里，北方各省已经被蛮族的因素所渗透。而正是华南，从1126年至1279年，一直充当着中国独立的庇护所，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正是从那里开始的。因此，南方代表了真正的中国，明王朝的胜利建立也正是在南方。这位新皇帝，依然是一位足够精明的政治家，不可能让南方人长期占优势。为了在南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两个半世纪的政治分离使得这道鸿沟越来越宽），并着眼于中国的精神和政治的重新统一，1380年，朱元璋作出决定，不仅让南方的官员管理北方，而且还让来自北方的人参与南方的管理。出于同样的原因，1370年，他就曾毫不犹豫地禁止了白莲教和白云教等秘密社团，即便他们对推翻蒙古人的统治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时代已经变了，更何况，这些秘密社团先前就站错了队，声称他们支持新皇帝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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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明王朝的奠基人，试图在各个领域实现价值的回归，试图弥合蒙古人的统治与女真人的统治之间的裂缝，并把中国跟遥远的过去接续起来。毫无疑问，他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这项不同寻常的传统主义者的事业，这更多地是因为他本人从前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1379年，他改造了科举考试制度，重建了贵族的爵衔。他还隆重地举行了祭孔仪式，皇帝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他们在蒙元统治时期一直是反对佛教徒教权主义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这位前和尚也从未忘记他的同门教友。他甚至继续让佛教僧徒环绕自己的左右，毫不留情地惩治试图在这些方面劝谏自己的儒士。有一次，他甚至因此而处死了一位大法官。这一事件是征兆性的，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他活到了70岁），皇帝变得越来越容不得谏诤，逐渐丢掉了他广受欢迎的和善性格，这曾经对他的成功大有帮助。他变得习惯性地猜疑，曾经处死了18位权贵以及他们所有的家人。作为一次破除阴谋（或真或假）的结果，他在南京处死了1 5万人。这位如今成了天子的前冒险家，希望在他死之前重新建立起绝对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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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实际上的继任者是第三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四子，其统治时期使用的年号是“永乐”，我们应该称他为“永乐皇帝”[171]。这位好战的皇帝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观念。从前的忽必烈打算为蒙古人缔造一个中华帝国，而如今的永乐皇帝却试图为中原赢得忽必烈的子孙们的蒙古遗产。大可汗忽必烈通过从黄河向北部湾推进，从而让整个中原领土俯首归顺，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永乐皇帝打算征服蒙古，扮演大可汗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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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抱着这一目的，1421年，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正是他，拟订了建造皇城（这形成了现代北京的中心）的宏大计划，以及更详细的修造“紫禁城”[172]的计划。是他构思了一系列的宫殿、大理石阶、大殿、花园，以及配得上最伟大的中国传统的全景；他扩大了湖泊，修造了假山，在花园里栽植了来自老家长江流域的花卉和灌木。所有这一切，在18世纪被清朝的皇帝们恢复和完善了，但到处都带有明永乐皇帝的标记。正是永乐皇帝，最早在北京南城墙附近修建了天坛（1420年）和先农坛（14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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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北京本身就是在宣告一项政策。其他任何一个纯粹的汉人王朝都不曾想到选择这里做首都。北京城的历史角色仅仅是从鞑靼人那里开始的。公元10世纪，契丹人把这里建成了他们的都城之一；12世纪的女真人，以及1260年的忽必烈，都仿效了契丹人的做法。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北京坐落于中世纪中原的边缘之外，是主要的边陲重镇之一。满洲则坐落在山海关外，当时尚未得到开垦，穿过南口（当时和现在一样），就是蒙古大草原了。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历史上，北京都是汉人和鞑靼人妥协的结果；在那里，汉人依然是在国内，鞑靼人也还没有出离自己的环境之外。永乐皇帝通过把朝廷从南京迁到蒙古的大门口，迁到忽必烈从前的首都，从而声明了自己对忽必烈子孙们的遗产拥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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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的父亲在这一方向上已经为他树立了榜样。朱元璋在把蒙古人从明朝领土上赶出去之后，就曾一路追击，进入了他们的本国。1372年，一支明朝军队直逼外蒙古的土拉河。1388年，十万明朝大军再一次穿越戈壁东部，跟蒙古部落一直打到了贝尔湖的东边、喀尔喀河与克鲁伦河之间。然而，这些袭击只不过是穷追败敌，是恐吓那些游牧民的报复性远征。而另一方面，永乐皇帝则在蒙古执行了一项一贯政策，在蒙古，北元政权的权威因为被明朝赶出所带来的耻辱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永乐皇帝千方百计煽动其他部落（尤其是卫拉特部，明代称瓦剌，或称西蒙古人）起来反抗他们。在外蒙古随之而来的内战中，他也介入过几次，特别是1410年和1411年的两次，当时，他领着自己的大军一直打到了鄂嫩河的上游，以及成吉思汗的老家。他想以这种方式把外蒙古的霸权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那里转移到卫拉特部的可汗们手里，但用不了多久，汉人就有理由为此而懊悔不已了，因为他们让新生的部落取代了那个因为威信扫地而动弹不得的衰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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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支那，永乐皇帝也重新采取了汉唐时期的大帝国政策。在安南国，合法的王朝被一个篡位者所推翻。永乐皇帝以此为借口，占领了这个国家，并把它分割成中国的几个行省（1407年）。但不到10年的时间，安南人就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令人筋疲力尽的游击战争，以反抗侵略军。永乐皇帝去世4年之后，起义军首领黎利就攻克了河内，赶走了汉人（14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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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并不满足于对蒙古的宗主权及吞并安南。他还要建立中国在巽他海与印度洋的海上霸权。他的舰队宣告了中国国旗在占婆、高棉、暹罗、马六甲半岛、爪哇、苏门答腊、锡兰（中国海军将领在这里严惩了本地酋长，因为他表现出了敌意）、孟加拉和南印度等海岸地区的霸权地位。他们一直航行到了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亚丁湾和麦加的港口吉达。这几次航行分别发生在1405年和1424年，在这个世纪末，我们将看到葡萄牙人到达印度（1498年）。当欧洲的航海家们到达印度的时候，如果他们发现自己被中国的海洋力量所统治的话，亚洲的命运又会如何呢？然而在这里，永乐皇帝再一次有了一个不着边际的幻想，这种幻想与中国人的性情气质格格不入，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与官僚阶层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他正在创立的这个中国，对于其自身的力量来说，规模实在是太大了：中国人完全不适应海洋；对于中国的将士们来说，北部湾的气候太热，而蒙古又太冷。士大夫阶层依然一如既往地敌视在他们看来代价高昂而又毫无益处的对外征服。永乐皇帝的“国际事务”毫无前途。中国退回到了自身之内，一切听天由命，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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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世界里，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退缩态度。永乐皇帝本人尽管是个佛教徒，但他却下令编辑新儒家的讲义，并在1464年颁布诏令，将这些作品与古代的儒家经典并列，作为官方讲经的基础，这意味着“朱学”成为了明朝的国家信条。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在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中，却出现了针对朱学物质主义的反动，或者至少，是对国家实证主义的反动。这位哲学家并没有公开抨击机械论者的实证主义。他认为，我们在宇宙秩序、在普遍法则（理）中所占有的那一份，就潜藏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理性能力中；为实现与世界本质的交流，我们应该依靠直觉认知（良知），这是心灵深处至高的先天“呼声”，而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推理智慧”的那种东西。王阳明写道：“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73]王阳明的人格力量，以及他的高贵品格，使得他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但他的著作，无论如何也只局限于道德，表现的是一种旨趣，而不是一套体系。朱熹的学说依然保持着它的所有权威，下面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王阳明不得不声称支持朱学，为的是让自己的教义能够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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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死于1424年，他是大明王朝皇室家族中最后一位伟大人物。在他死后，他的子孙后代们继续掌权达200多年，但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位非凡人物。像汉、唐王朝末期一样（尽管比较起来要远为迅速），阉党再一次控制了一系列庸碌无能的君主，以他们的名义统治国家。与此同时，在蒙古，卫拉特部（或称西蒙古人）在永乐皇帝的帮助下，取代了成吉思汗的后代，成了游牧部落的霸主，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的可汗额森要求娶汉人的公主为妻，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额森便率领自己的大军，劫掠了山西与河北的边境。英宗皇帝在他宠幸的一位太监（他僭代皇帝指挥将领们）的陪伴下率兵亲征。没有给养的明朝大军在宣化附近、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崇山峻岭中被切断了，全军覆没。十万具中原将士的尸体散布在山口中，英宗皇帝被俘（1449年）。卫拉特人的胜利大大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他们继续前进，在北京的城墙下扎下了营盘。但他们并没有做好围攻的准备，几个月之后，他们的可汗额森决定把英宗皇帝给放了。1453年，额森与明帝国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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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来了一次新的恐慌。这一次的危险，并不是来自西蒙古人，而是来自成吉思汗的后代。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里，成吉思汗的家族在蒙古来了一次复辟。这一世系的一位可汗阿勒坦，把自己在内蒙古的畜群赶到了山西北部放牧，在1529至1579年之间对山西与河北的北部地区发动了几次劫掠。在1550年，他一直打到了北京的城门前，他的军队点起大火烧掉了首都的郊区。最后，他承认了明朝的宗主权，他的主要营地被赐名归化（意思是“向文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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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是中原的宿敌，但如今，在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对手，他们的岛国遥不可及，这使得他们不可征服——这就是大胆勇猛而又难以捕捉的日本人。一大群来自日本群岛各个港湾的冒险家和海盗，开始出没于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各个港口。1555年，他们沿长江溯流而上，一直到了南京，劫掠了他们所经过的那些不设防的乡村和城镇。这些海盗只不过是日本扩张的年轻血液，其全部力量，中国人将会在朝鲜事务中领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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