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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终于在明代的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帝的统治时期（1573—1620）爆发了。在这一时期，统治日本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大名鼎鼎的丰臣秀吉（1536—1598），他构想了征服明帝国的大胆计划。那些周期性地袭击中亚各港口的海盗毫无疑问对他说到过明王朝的老朽衰弱。无论如何，50年后满族人能够毫不费力地征服北京，这一点至少证明了丰臣秀吉的想法也并非异想天开。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有必要为他的军队获得穿越朝鲜的通道，而一直把日本人视为宿敌的朝鲜人则拒绝给他提供这个方便。于是，丰臣秀吉便派出了20万大军，挥师朝鲜。1592年6月12日，他们进入了朝鲜的首都汉城，并朝着满洲的方向一路前进，直抵平壤。日本参谋总部的计划，跟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计划并无二致。他们的意图是直抵鸭绿江，穿越辽东半岛，通过山海关，直逼北京城。然而，朝鲜人的抵抗，为中国人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调动优势兵力进行干涉。日本人被迫撤出了汉城（1593年5月），并向南部沿海溃退。1597年，丰臣秀吉派出了另一支远征军前往朝鲜，但这一次日本人甚至都没能到汉城。他们再一次被打回了南部沿海，这场逐鹿之战演变成了一场围城战（1597—1598）。1598年9月16日，丰臣秀吉去世，他的死导致了日本军队的打道回府，以及敌对状态的终止。日本不得不再等300年，才重新开始这场与中国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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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场他们已经打赢了的战争中，明王朝应该得到的教训是：其国家海军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结束了。事实上，甚至在这种隔绝状态首次受到日本海盗在华中地区的袭击的威胁时，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已经在广东沿海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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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克·达·伽马[174]绕过非洲海岸，抵达了印度，通向中国的海路就此向欧洲人打开。1511年，葡萄牙海军将领阿尔布克尔克攻占了马六甲，其商业与战略价值类似于今天的新加坡。1514年，最早的葡萄牙商船到达中国港口。1549至155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葡萄牙人得到了地方官的许可，在位于珠江口的澳门创立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权力机构。1582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为这一特权向广州的总督缴纳了500两银子作为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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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葡萄牙人的到达，在蒙古人垮台之后被赶出中国的基督教，再一次进入了这个国家。负责这次新的传教工作的是耶稣会，尤其是两位耶稣会士利玛窦和汤若望[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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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于1582年抵达澳门，此后在广东地区履行自己的传教使命长达13年。为了让自己能够被人接受，传教士们让自己混同于现存的社会类别。利玛窦（这是他取的中国名字）起初穿着和尚的僧袍，随后，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抛弃了这身行头，穿上了儒家文士的装束，从而非常聪明地设法把基督教与儒家的国家信条联系了起来。耶稣会士的整个策略，都是基于对中国人心理的恰当了解。1595年，利玛窦已经设法获得了广东要员们的青睐，得以启程去北方。他首先定居于南京，在那里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遇到任何干涉。1601年1月4日，他获准去北京，并立即设法与皇帝的宫廷建立了联系，他送给皇帝一架古钢琴、一幅世界地图和两座自鸣钟。他在给万历皇帝的表文中称：“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176]利玛窦得到了一份月薪，并获准在皇城居住。当他受命给皇帝的一位儿子讲授科学课程时，利玛窦得到了最高的恩宠。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以78岁高龄在北京去世，此时，中国已经有了300多座天主教堂。他的工作包括绘制一幅大的“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以及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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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继承利玛窦衣钵的是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1591—1666）。他1620年到达中国，最初是在西安传教。汤若望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卓越的语言学家，他受朝廷之命进行历法改革。最后一位明朝皇帝庄烈帝——其年号为崇祯（1628—1644）——对汤若望表现出特别的尊重。1636年，他在皇宫的附近建造了一家大炮铸造厂。我们将会看到，在满族人征服中国之后，汤若望从新主人那里受到的青睐，丝毫不亚于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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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在明朝的宫廷里所激发出来的兴趣，表明明朝最后几位君主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性，但这种认识来得太迟了。在明代初年（1368年），就技术和机械技能而言，中国和西方多少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到了明朝末年（1644年），欧洲已经拥有了现代的科学和装备，而中国依然处于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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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文学创作也支持这一判断。最富有生气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明代被认为是小说的伟大时代。五部“经典”小说（其中有四部创作于明代）中，有一部以佛僧玄奘的游历为主题，玄奘于公元629年动身去印度，途经中亚。不幸的是，如果你阅读过那位著名的朝圣者本人所写的关于这次旅行的生动记述的话，恐怕很难在明代小说家据此编造出的神奇故事中发现太多的趣味[177]。这部小说并没有那部中世纪文献中的精确而生动的记述——戈壁大漠的沙暴、大雪覆盖的天山山顶、印度的大棕榈树——而代之以奇异怪诞的冒险、魔法和妖术，就像你在西藏故事中所找到的那些一样。另外一些明代小说所处理的通常是多愁善感的风流韵事以及罗曼蒂克的冒险传奇，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它们常常让你饶有兴味地瞥见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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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绘画可以用一个词来定义——学院派。诸如《芥子园画谱》之类的画论集，研究了宋代山水画的特性，给出了一份详尽细致的配方清单。结果是，所有绘画全都带有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比如表现山的绘画中那些不合乎自然规律地高悬于上方的岩石。另一个结果是，绘画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诗歌中的滥用典故。明代绘画的不幸就在于，人们总是把它跟具有伟大创造力的宋朝时期的那些有压倒性优势的作品相比较。不过，明代的少女肖像及闺阁场景依然颇为可观，在花鸟画上也有不同寻常的精湛技巧，在水墨画中，明代的风景画家们依然表现得相当有力。明代的墓碑肖像——这一绘画类型有一次相当可观的复兴——以其朴素的现实主义、其表达的清晰及其技术的大胆和精确而引人注目，偶尔有某些东西非常接近丢勒、荷尔拜因或克卢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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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最伟大的艺术是陶瓷。在这里，为公平起见，你应该避免跟宋代比较，而要从它们本身的优点来判断明代瓷器。它们值得这样去评价，尤其是因为明朝的皇帝们也为这一艺术做了大量的工作。1369年，明朝的创立者重建了景德镇的官窑（在江西境内），这一行业的绝大部分标准都是在那里确立的，高岭土就是因为在高岭附近发现的白瓷土而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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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瓷器，主要是单色，或者是从一种色调渐变为另一种色调，在明代瓷器中你依然可以发现这种单色的运用。有各种各样的青瓷，它们即使比宋代青瓷更暗、更浑浊，但依然非常漂亮；它们被出口到伊斯法罕、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还有福建德化出产的白瓷——通常是佛像的形式——以及其他的紫色和深蓝色的陶瓷。但最重要的，还是多色的使用，尤其是在说明性的装饰中，明代的陶瓷工匠们做得非常成功。景德镇所使用的高岭土，其品质能够抵抗最高的温度，因此使得最驳杂的釉彩能够并存。高温釉彩中最显著的是青花瓷，其钴蓝色依据本地蓝色与“回回青”的混合比例而或者更深，或者更亮。青花瓷的时尚，因为“三彩”（绿、黄、紫）和“五彩”（三彩加上青和红）的出现而黯然失色。这种对“色彩的大胆并列、鲜艳的色调和彩绘装饰”的偏爱，是这一时期的特征。陶瓷越来越倾向于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瓷器与明代画家笔下的丝绸卷轴争奇斗艳，他们习惯的主题是精巧的女性形象、蝴蝶和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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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格在清代达到了它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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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29章 1644年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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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时期，明朝政府成功地抵抗了日本的威胁，但几乎还没等到这一危险过去，他们又要面对满族人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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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是一个跟女真人颇有渊源的通古斯民族。他们生活在满洲北部的森林空地中，在松花江流域，位于今天俄罗斯的普里莫尔斯克地区附近。这些森林猎人，生活在松树、冷杉和落叶松的浩瀚森林中，那里的气候寒冷而潮湿，最初被分裂为许多互相竞争的部落，但在17世纪初，一位强有力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这些部落，并建立了历史上的后金国。在那个时期，明政府占据着东北地区南部，也就是辽宁和辽东半岛。努尔哈赤发动了对明政府的战争，并在1621年和1622年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1625年，他建都沈阳，在那里，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他的陵墓。他甚至试图强行越过长城，但当他遭遇到耶稣会士们为明朝皇帝制造的大炮的时候，这一努力自然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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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1627—1643年在位），是在远东历史上经常能找到的蛮族天才之一，他的身上，既有本民族的军事天赋，又有对文明生活方式的本能理解。他认识到，明王朝已经变得衰败堕落、根基不牢，于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有朝一日要成为中国的皇帝。为了让人民配得上他所梦想的更好的命运，皇太极竭力给他们打上中华文明的光泽，就像另一位北方征服者、伟大的忽必烈在三个半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在1629至1630年间的冬天，他进逼到了北京的城门口，但满族人在装备上尚未作好攻城的准备。然而，在撤兵之前，皇太极探访了从前女真金国的君主——12世纪的“金王”们——的陵墓，举行了庄严的献祭，他因为血缘关系跟他们紧密相连。这一意味深长的仪式，重新联结起了血族关系的传统纽带，宣布了满族人对北京城的皇帝宝座拥有合法的权利。在沈阳，他的朝廷里有许多汉人顾问。1636年，皇太极登基称帝，成为大清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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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满族人的袭击无论给河北的乡村和不设防城镇带来了怎样的危害，但迄今为止对整个国家尚未构成严重的威胁。长城的东线堡垒（从山海关到宣化）依然被牢牢地控制在汉人的手里。要想把中原交到敌人的手里，还得继之以全面内战的国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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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皇帝庄烈帝（1628—1644）是个温和文雅、好心肠、受过良好教育却又软弱的统治者。正像当中央政府变得软弱时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叛乱随之蜂起，遍地硝烟。将士们不满自己的薪饷，农民们忍饥挨饿，由造反将领或大胆冒险家所率领的组织化大队盗匪开始劫掠乡村。这些冒险家当中，最富有才智的是李自成，他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农夫。到1640年，他已经有效控制了河南和陕西，1644年，他挥师北京。当他逼近北京城的时候，发现皇帝的朝廷竟毫无准备。吴三桂将军所指挥的最精锐的皇家部队，驻扎在远离首都的山海关，在那里阻挡着满族人。李自成没有遇到什么正儿八经的抵抗，顺利进军北京城，叛臣们向他打开了城门。就在同一天，不幸的庄烈帝上吊自杀，以免活着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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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所有事情都朝着有利于李自成的方向发展，但这位大胆的冒险家并没有考虑到远在山海关的皇家大军，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吴三桂。刚刚听到北京陷落和皇帝自杀的消息，吴三桂就匆匆忙忙地与满族人缔结了停战协定。后者不但同意停止战斗，甚至还把一支精锐之师交给吴三桂，听从他的调遣，以惩罚叛乱者。当李自成听说边境上的大军已经和满族人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自己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于是提出要跟吴三桂分享自己的权力。后者拒绝了这项提议，第一个回合就把李自成的大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在永平）。李自成为了泄愤，下令处死了吴三桂的父母；从那时起，这两个人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神圣的忠孝之情以及对复仇的渴望，使吴三桂丧失了最基本的审慎。他完全信任了满族人，与他们一起进军北京。就在他逼近京师的时候，李自成把皇家的国库洗劫一空，一把大火烧掉了皇宫，然后撤回了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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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领着他的满洲盟军进入了北京城。接下来，他为满族人的合作对他们表示了感谢，并试图解散他们。但满族人很快就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有10万大军在北京，同时来自奉天的新部队使这支大军不断得到增强。他们不理睬吴三桂的抗议，占领了北京的各城门。他们的皇帝皇太极在几个月前死掉了，留下一个6岁大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满族人的首领们如今宣布这个孩子为中国的皇帝，年号顺治。这宣告了大明王朝已经失去了“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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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被满族人当枪耍的吴三桂将军，在形势的逼迫下也不得不接受现状，索性成了他们的同伙。满族人把陕西总督的肥缺给了他，条件是他必须把李自成赶出陕西。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想必让吴将军深感愤怒，如今，他把怒火转向了他的杀父仇敌。吴三桂不依不饶地追击着李自成，迫使他后退到远离陕西的地方，最后，他组织了一场横跨河南、河北两省的名副其实的大围剿，以那位前强盗头子的死亡而告终（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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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北京城的摄政大臣们（年幼的顺治皇帝的叔叔们）正在组建满族人的政权。他们很明智地没有改变现有的政体，保留了各个不同的政府职位，并让原有的官员继续留任现职，只是在重要的职位上任命一位满族人官员，与汉人官员并列。剃光前额的习惯，被征服者强加给了汉人，这是标志“异族”王朝继承大统的唯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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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朝政府的权威，依然只是在华北才得到承认。一位明朝的皇子在南京称帝（弘光帝），整个南方都支持他。满族人在征服北京之后，首先关注的就是消灭这个抵抗中心。1645年春，清朝大军会师南京城下。那位新上任的“皇帝”被俘，第二年遇害。1645年6月，南京城被满族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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