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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1662—1722），江西景德镇的官窑得以重建（1680年），陶瓷艺术在诸如牛血红、桃红和宝石蓝这样明亮单色上达到了它的顶峰，尤其是像五彩釉（绿色为赏心悦目的排列和多色彩形成了背景）、粉末蓝或非常罕见的黑地彩这样的带有彩绘装饰的瓷器。雍正年间（1723—1735），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粉彩”的极其精致的带有彩绘装饰的瓷器。乾隆年间（1736—1796）另外产生了一种被称为“乳花”的漂亮装饰。但几乎紧接着这一时期，随着中国陶瓷开始为出口欧洲市场而生产，衰落也就开始了；欧洲需要中国式装饰风格，供应也就依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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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艺术的衰微，是大清王朝衰落的征兆，这种衰落可以追溯到8世纪——追溯到“理性时代”的贤哲们为中国人的教化大唱赞歌的时期。中国历史的模式就是：在出现两三代有能力的统治者之后，王朝就陷入衰落。古老的帝国，被王朝的创立者所重建，然后再一次土崩瓦解。1644年赢得皇位的满族部落，也逃不出这一规律。从第七位统治者嘉庆皇帝的统治时期（1796—1820）开始，衰落就变得日益明显。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衰竭，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在科学和机器文明影响下的繁荣兴旺，正好是同一时期。17世纪后半叶，中国依然与欧洲处于同一水平，荷兰人被赶出台湾，以及俄国人在雅克萨受挫，都说明了这一点。1820至1850年间，中国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了几百年。跟正在扩张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如今成了一个蛮荒未化的国家，不过，因为福音传教和商业拓展，这个国家依然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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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对中国的第一场战争，是大英帝国在1840年发动的。这场战争是由于中国官方不愿意接受一种能最便利地维持贸易平衡的日用品——鸦片——而激起的，所以被称为“鸦片战争”。10年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大约15年的时间，这场内战把华中地区蹂躏得一片狼藉，几乎标志着大清帝国的末日。这场革命的失败，似乎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是领导者们的腐化堕落，这导致内部纷争，致使没能实施改革。其次，是士大夫反对一个有着反儒意识形态的军事政权（太平军的“天王”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启示并声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最后，是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占领北京并获得了事实上等于是废除中国主权的媾和条款之后，便腾出手来，帮助清政府镇压叛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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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0年起，直到1912年最终退位，清王朝一直只是一个已经破产并缓慢瓦解的帝国有名无实的统治者，交替地受到入侵和造反的威胁。随着西方列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入侵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但也因为列强之间的竞争而被减弱。造反的危险主要在于衰落时期惯有的地方自治的增长，但在接近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发展出了一股相当可观的改革情绪的浪潮。清王朝拒绝接受“西化者”们的计划，而是鼓励所谓的“义和拳”的兴起，结果无果而终。它最终被外国列强的军队所镇压，紧接着就是拖延得太久的改革措施的出台。1912年，清王朝逊位，让位给有名无实的民国政府，它事实上是处在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整个东北（满洲）却任由俄国和日本在你争我夺，而其他列强则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占据着各自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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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国依然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状态，那么一位能干的将领就可能会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继承清朝的大统。但是，西方的力量和西方的理念正在侵蚀传统的政治观念。史无前例的物质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进入了这场权力的角逐，帝制的大厦终于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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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译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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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里，就地域而言，西方近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也有一个明显的“东渐”过程。这个过程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开始（这也难怪，这里是欧洲文明的摇篮），然后逐渐东进，至埃及、土耳其、两河流域、波斯、印度次大陆、中亚腹地，一直到远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所进行的考察与探险，都曾是轰动当时欧洲学界的大事，一时间，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蔚然成风。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泰斗勒内·格鲁塞就是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旨趣受这一风气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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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塞1885年出生于法国中南部小城格勒诺贝尔，是小说家司汤达的老乡。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格鲁塞进入法国美术部，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法国军中效力。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副馆长（1933年起担任馆长）和《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的秘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格鲁塞已经出版了几部研究亚洲史和东方文化的重要著作：《亚洲史》（Histoire de l’Asie，1922）、《沿着佛陀的足迹》（Sur les Traces de Bouddha，1929）、《东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929-1930）和《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1939）。二战期间，维希政府解除了格鲁塞的馆长之职，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研究，在此期间出版了三部研究中国和蒙古的重要著作：《蒙古帝国》（L’Empire Mongol，1941）、《中国史》（Histoire de la Chine，1942）和《世界的征服者》（Le Conquérant du Monde，1944）。法国解放后，格鲁塞的馆长职务得以恢复，并于1946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格鲁塞在巴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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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美博物馆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收藏亚洲艺术品及文献的重镇，格鲁塞长期担任该馆的掌门人，可谓是近水楼台，获益匪浅。有意思的是，跟斯坦因、伯希和这些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不同，格鲁塞几乎一辈子都是关在书斋里做案头研究的，他甚至从未踏入过中国国门，仅有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在日本有过短暂逗留。这类埋首书斋的学术大师其实不乏其人，人类学的泰斗级人物弗雷泽便是。跟弗雷泽堪有一比的是，格鲁塞的著作也有非常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没有丝毫学术八股的味道，这也是他的书深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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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英文版本有一个较长的书名《华夏帝国的崛起与辉煌》（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我们的中译本所依据的，便是这个版本。跟通常意义上的“通史”相比，这本《伟大的历史》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格鲁塞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艺术，这一学术旨趣在本书的侧重点上表现得很明显，单是从他把宋徽宗单列一章，就能看出作者的偏好。其次，这部作品的着墨，明显是重西北，轻东南；这与我们上面提到的学术风气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就西方所收藏的中国文献和古物来说，也是西北重于东南。不过并不能将此视为作品的不足。至少在我看来，一部带有作者鲜明个性、有偏好、有侧重的著作，总比四平八稳的所谓“通史”要有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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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深知自己的学识根基甚是浅陋，翻译这样一部书，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引文的查对。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所引中文文献，绝大多数我都查找并注明了原始出处，但仍有极少数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译者的闻见有限，读书不广，这自然是不消说的。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因为作者不懂汉语，所以他的引文都是辗转引自其他西文著述，由此我猜想，其中有些引文可能是引自他人的转述，这样自然就有些出入。因此，有几处这样的引文就只好据原文意译，读者当中倘有博学君子，肯不吝教正，译者自然是欢喜雀跃，不胜感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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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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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京花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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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1]原注：如今，几乎整个华北都种植粟或小麦。山西大约是43%的粟，16%的高粱，14%的小麦；河南、陕西与甘肃则是45%到60%的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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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注：稻谷不适宜于华北，但想必很早就在南方种植；早在公元前8世纪，它就被列为“五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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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注：外国人通常把这条河称为扬子江，但只有流至镇江附近才被称为扬子江，而长江才是整个河流的通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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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两节诗分别出自《诗·周颂·载芟》和《诗·小雅·谷风之什·楚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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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亦称狩猎游牧时期，古希腊史中的一个分期概念，指的是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479年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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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尚书·禹贡》中有“济、河惟兖州，……桑土既蚕”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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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节诗出自《诗·郑风·溱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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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原注：在中文里，“上帝”也是新教徒用来称呼基督教主神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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