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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雍正皇帝吞并准噶尔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形势对乾隆皇帝更有利一些。准噶尔正处在一场内战的剧痛中，1754年，准噶尔的一位王位觊觎者阿睦尔撒纳到清廷寻求庇护。乾隆皇帝在热河召见了他，派他和他的人马作为清军的前锋去攻占准噶尔。但阿睦尔撒纳与他的保护者们闹翻了，并号召准噶尔人协助他进攻占领军，这一仗让清军遭受了重创。精力充沛的清军统帅兆惠收复了阵地，在叶密立河与塔尔巴哈台打垮了叛军，攻占了敌军的另一个抵抗中心固尔扎（1757年）。阿睦尔撒纳逃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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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溃败是准噶尔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大致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以及伊犁河沿岸的固尔扎等地区组成的准噶尔，直接并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乾隆皇帝让来自整个帝国的移民重新住进了这个国家，他们当中有来自喀什噶尔和甘肃的穆斯林。1771年，他又让土尔扈特人（他们是西蒙古人以及准噶尔人的同族）定居在固尔扎的南边和东边；他们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生活了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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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准噶尔人在1680年把他们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喀什噶尔，安置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作为他们的封臣。等到准噶尔刚一被占领，清军统帅兆惠就进入了喀什噶尔地区（1758年），并在经过两场不屈不挠的围攻战之后，占领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两座城市（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地区被并入了大清帝国，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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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噶尔的征服，标志着一项长期计划的最终实现，这项计划已有1800年的历史，伟大的汉、唐王朝就曾执行过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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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乾隆皇帝也完成了他祖父的工作。尽管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在拉萨城监督达赖喇嘛，但在这座圣城，依然存在着一个亲准噶尔人、反中原人的团体。1750年，这一团体煽动了一场叛乱，结果导致两位中原高级专员及其他所有中原居民被屠杀。皇帝派出了一支大军去拉萨，没费多大力气就恢复了那里的秩序。然后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西藏跟大清帝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满语为amban，即大臣）接管了全部的政治权力，并握有提名新任达赖喇嘛的决定性选票。喇嘛教的教权就这样纳入了清朝行政管理的框架之内。为了对达赖喇嘛所失去的独立做出适当的补偿，乾隆皇帝正式授予他西藏王的世俗头衔，这样就增加了他的位置的荣誉和尊严。但是，作为一种额外的防范措施，乾隆皇帝又煞费苦心地相应增加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扎什伦布寺住持的特权，让他做了日喀则的国王。1779年，这位喇嘛朝觐了乾隆皇帝，皇帝分别在热河与北京隆重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紧密地隶属于大清帝国，直到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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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作为西藏教权保护者，导致他插手尼泊尔的事务。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袭击西藏，大肆劫掠。乾隆皇帝立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他们横穿了青藏高原，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尼泊尔。这支大军把廓尔喀人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们成了大清帝国的附庸国（17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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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南部，依然是森林覆盖的群山，以及贵州的石灰石高原，充当着苗族人的庇护所，这些“生番”到这时为止一直都守护着他们的自治权，汉人移民仅仅满足于清理那些河谷。1775年，乾隆皇帝着手征服这些体格健壮的山地人。他们位于悬崖峭壁间修筑了防御工事的隐蔽处，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狂风暴雨般的猛攻，人员损失惨重。首领们被押解进京，在那里被折磨至死，他们严重扭曲的头颅暴露在囚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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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苗人的征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完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由巴比伦时期和迦勒底人的吾珥城时代的那些传说中的王朝开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结束。乾隆末年，也就是1796年，像汉、唐鼎盛时期一样，中华帝国的版图再一次包括了那块被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所环抱的“封闭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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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清王朝通过其对耕地问题的处理，给中国人帮了大忙。在明代，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免除了役工和税捐的特权财产，规模之大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这些为亲王、朝臣或官吏们所创立的大领地，由佃农和长工们耕种，他们不受《大明律》的保护。马伯乐指出：“《大明律》赋予主人以惩罚胆敢违抗的奴仆或佃户的权利，即使这种惩罚导致受罚者的死亡，也不能要求主人赔偿。”同时，皇室家族自己也获得了巨大的地产，当然同样也用不着分派役工、缴纳税捐，而且在持续不断地扩张，毫不理会一些更诚实的官员的抗议。在大庄园里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任由管理官员的盘剥勒索。清王朝为了它的信誉，把属于皇室家族的部分土地转交给了国家。富户的特权财产被没收了，部分分给了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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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并没有就此罢手。据马伯乐说，它不断鼓励小土地所有者的发展，保持着严厉的监管，为的是阻止回到过去的大庄园制度。大地主失去了强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们借助农奴和长工来实现大庄园的扩张变得更便利。严厉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通过虐待而致农奴或长工死亡的地主，将杖一百，流放三年。更加重要的一项规定是，那些全家耕种同一块土地达数代以上的人，将最终获得对其地表的合法所有权，地主则保持对地下的权利。农民可以买卖“表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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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精神，导致了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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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代比较起来，乡村百姓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据当时的统计数据，人口总数从1578年（晚明）的60692000增长到了1661年的10470000，直到1766年的182076000，在1872年，甚至达到了329560000。再来看看乾隆皇帝的宗教政策吧，我们发现，他像其父亲一样，也任用了那些有才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这样，1715年，修道士郎世宁来到北京，并一直留在北京，直到1764年去世。他成了皇帝的宫廷画师之一。郎世宁受乾隆皇帝之命为宫女们画肖像；他还画过皇帝接受的吉尔吉斯人进贡的很多战马，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这幅画。大约在1760—1765年间，皇帝委托郎世宁与另外两位耶稣会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和艾启蒙（Ignatius Sickelpart）——以及圣奥古斯丁修士会修士安德义（Jean Damascene）一起，绘制了一套表现征服准噶尔的场景的画作。这套画后来被送到法国，在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贝尔坦的指导下进行雕刻（1765—17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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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乾隆皇帝对某些耶稣会士画家和数学家的私人友谊并没能阻止他禁止他的臣民信奉基督教（1736年4月24日的上谕）。同时，耶稣会士们也并没有误解他的真情实感，汪达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神甫以完全客观的态度写道：“他是一位事必躬亲的伟大君主。年龄越大，他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越偏袒。他和他的王公贵族们都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善的。即使他们禁止我们公开宣教、不允许有传教士在他们的地盘上存在，这也纯粹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担心我们在宗教的幌子下隐藏着别的图谋。他们都知道欧洲人在印度的征服，唯恐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此外，欧洲本身似乎也决定阻止天主教传教团的进一步发展。1764年，路易十五的政府把耶稣会的神甫们赶出了法国。接下来，在来自凡尔赛与马德里的宫廷的压力下，教皇很不情愿地暂时做出让步，1773年，耶稣会不得不在欧洲和中国消失。巴黎的知识界为这一措施鼓掌喝彩，但他们压根儿就没认识到，法国因为否认她最优秀的精神先驱，而正在远东遭受挫败，这差不多就像加拿大的那“几亩雪地”[187]的损失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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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艺术的复兴而著称，尤其是在建筑和陶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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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1409—1424年间，明朝的永乐皇帝开创了“紫禁城”（位于现代北京的中心）的总体规划。这一组无与伦比的建筑，在1644年明朝垮台的时候被夷为平地，三位伟大的清朝皇帝对它进行了重建和完善。事实上，他们非常理解明代建筑师们的抱负，以至于完全可以说，他们是紫禁城的第二代奠基人。此外，也只有通过他们的重建，我们才能对永乐皇帝的工作做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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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紫禁城的建筑，不仅符合美学的规则，而且也符合一系列在古代中国宗教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几何学与天文学的考量。回廊、楼梯、露台、宫室和大殿的整个排列，都坐北朝南，但就重要性而言又是从南向北递进，“与宇宙秩序相和谐”。它同时又与人类的秩序相和谐，因为一切都朝上通向皇座，那是世界的中心。由午门进入紫禁城，皇帝通常在这里接见得胜还朝的军队。你先过金水河——那是一条装饰性的小河，从大理石桥下蜿蜒流过，再通过太和门，来到一个举行仪式的大院子，院子被大理石露台所环绕，每座露台上耸立着一座宫殿。正中间是有着镀金屋顶的皇座大殿——太和殿，这座大殿是打算用来举行某些庄重仪式的，比如新年，事实上就是“皇帝的仪式生活的中心”——帝国宗教的中心。在这幢建筑物的后面、属于同一建筑群的，是另外两座同样重要的皇座大殿：中和殿与保和殿。前者是皇帝在春耕仪式开始之前检查农业器具的地方，后者则是他接见诸王的地方。再往北一点，依然在中轴上，是乾清宫，这是用于皇帝朝会的大殿，他就是在这里处理国事。在同一根中轴上，但在紫禁城的北墙之外，耸立着煤山（更恰当的叫法是景山），一共有5座小山丘，其上各有一座亭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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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禁城的西边，几乎挨着城墙的是西苑三海，那是一片延伸的水域，被一座桥和一条狭地分隔开来；在那条分开南海与中海的大理石桥的正北方，是白塔，一个矗立着一座白色佛塔的假山，这座佛塔是顺治皇帝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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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白塔到煤山的路上，你将经过大高殿，一座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寺庙，是在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修建的，在清代雍正和乾隆时期被装饰一新。干旱时节皇帝到这里来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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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南城区，离外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栽植着刺槐和松柏的大公园，这是天坛，它实际上是由不下于5座祭坛和庙宇所组成的，是明代的永乐皇帝在1420年建造的，后经乾隆皇帝重修。每一年，皇帝以3000年宗教的大祭司的角色，在三次庄重的场合来到这里：一次是冬至，皇帝来到圜丘坛，把他的训令呈递给上天；另一次是正月的上辛日（正月上旬的辛日），他回到这里，上天把他的训令授予给皇帝，让他在这一年里统治国家；还有一次是夏至，他来到这里祈求上天让这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两排白色大理石柱廊的那边，矗立着皇穹宇，这是一座由八根柱子支撑着一个圆形屋顶的圆形建筑。在皇穹宇的西边，是先农坛，始建于明代，后经乾隆皇帝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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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并不满足于重修和完善那些始建于明代的建筑。他们在北京的西北郊区修建了被西方人称为“夏宫”（Summer Palace）、堪称“中国凡尔赛”的皇家园林。它由两组建筑群所组成：康熙皇帝所使用的长春园，以及雍正皇帝最爱去的圆明园[188]。乾隆皇帝把这两组宫殿结合到了一起，并在这项工作中任用了传教士郎世宁和王致诚，他们因为拥有画家的技能而获选。对这个地方，王致诚为我们留下了一段令人愉快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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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至60英尺高的小山丘垒起来了，修造了无数条小河谷。清澈的沟渠灌溉着这些河谷，其水源来自这一地区的高山上，它们分开，再又在几个地方汇合到一起，形成了盆地、池塘和所谓的“海”。高山和小丘的斜坡上覆盖着那些在中国很常见的开花树木。沟渠并不是按直线修造的，那些砌在沟渠边缘的粗糙石头放置得如此艺术，以至于你完全可以说它们是大自然的作品，因为这些水道忽而变宽，忽而变窄，以最自然的方式蜿蜒扭曲。沟渠的两岸点缀着从岩石中长出的花卉，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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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著名耶稣会士的描述，对于研究18世纪中叶中国的造园艺术——这一艺术明显是基于明、清绘画的经典——是最合适的材料之一。王致诚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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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一条河谷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些建筑。整个正面是由廊柱和窗户构成的。木质构件有镀金、彩绘，或者被涂了漆。墙是灰砖砌成的，切割得方方正正，打磨得平滑光洁。屋顶覆盖着红、黄、蓝、紫等色的琉璃瓦，通过对它们的混合与排列，从而产生了赏心悦目的各种图案。每一条河谷都有亭阁，跟周围的环境比起来并不大，但也足够装得下我们最显赫的贵族及其仆从。其中有几座亭阁是用雪松木修造成的，这些雪松木是从1200英里之外的地方运来的。在这个巨大的围场中，总共很可能有200余座宫殿，这就更不用说太监们居住的简陋建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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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上横跨着千姿百态的小桥。其中有些桥的栏杆是用白色大理石做的，样式精巧，雕刻着浮雕。在大湖中央的一块岩石上，是一座小宫殿，建筑师把它修建在一个中心位置上，这样你就可以从这里纵览公园里的所有美景。你可以乘坐华丽的小船沿着最大的水道上下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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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艺术表现的趋向。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饰堕入了衰落的话，那么，建筑——尤其是城市建筑师和造园艺术家的技艺——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瓷器最后的杰作被创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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