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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打法与无为而治完全不贴边，相反，绝对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无为而治只是面对强大合伙人时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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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和另一位谋士娄敬给刘邦出的定都之策也反映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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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最初看上了东周故都洛阳，张良劝他，洛阳虽然不错，但其地理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秦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环境优越，三面有自然险阻，只有东面面对诸侯，诸侯安定时一切好说，诸侯一旦有变，则进可攻、退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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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点醒了刘邦，记起了自己成功的奥秘之一，马上决策定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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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这一系列的表述，其实就暗藏着最终要消除诸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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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在登基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分步骤地将能够威胁皇帝的异姓诸侯都剪除掉，将他们的封地转封给刘氏宗亲，意图以此来巩固汉室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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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同姓封王，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异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能也就是想要割据，同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是想篡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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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用这些策略是想要精巧地构筑一种力量均衡。刘邦不能把开国重臣们都杀掉，那些没有封王的重臣多半都留下了，因为北面还站着匈奴呢，得有人能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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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封一群同姓王爷，可以平衡这些重臣；反过来，重臣对同姓王爷也能形成制衡。皇帝则超越于各种力量之上，居间操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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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一死，同姓王爷果然谋反作乱了，军功重臣与同姓王爷的相互制衡作用马上发挥出来，他们把王爷们的作乱平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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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代汉朝皇帝不懈努力，到汉武帝时，终于将同姓王爷的封地逐渐消解为郡县大小，这时候汉朝初年的军功重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皇室不再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制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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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终于从貌似分封制的结构回归到其本质上的大一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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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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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步，官方思想的又一次转型就提上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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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雄才大略，从内外两个方向都下重手，重整了帝国秩序。这样一来，讲求无为而治、追求出世的道家逻辑不合胃口了，他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各种作为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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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些追求入世的学说，又有机会了。什么学说会胜出、获得皇家的认可呢？法家的逻辑肯定不行了，因为会面对秦朝那种下场，所以更好的选项就是儒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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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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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人因此而抨击儒家是为专制辩护的，我们倒是要为儒家说几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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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那会儿的专制都已经成型了，你不能指望几个儒生就能改变它，儒生根本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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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来说，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权力，你不是要一个新的观念系统吗？我来给你！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这套观念系统，我就可以来论证你统治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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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干之后，一个变化浮现出来了：对儒家来说，我这套观念系统论证了你的正当性，对它的解释能力不在你手里，而在我手里。也就是说，儒学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儒生以这种方式对皇帝形成一个反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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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制力肯定没有过去的封建贵族对天子的反制力那么强，但是没办法，儒家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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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中国约两千年的历史命运，也浮现出基本形态了，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又称“外儒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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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呢？从观念层面来看，是儒家在主导，儒生解读着天意，君主也不敢完全违背儒家的教导而行事。儒家表面上的迂腐，却为君主划出了大致的行动边界；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却还是法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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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对君主来说，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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