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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在正朔这个问题上完全卡这儿了，没法往下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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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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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正朔这个问题没法往下聊，那很麻烦，前朝的历史没法修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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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决呢？最后索性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就给解决了，谁干的？到了元朝的后期，有个宰相是个蒙古人，叫做脱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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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说宋、辽、金这三个国家全都有正统，或者说正朔有仨，而不是一个，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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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脱脱来说这个事儿很简单，但对儒家传统来说这个做法匪夷所思。正朔只能有一个，因为天命只能有一个，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才会吵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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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脱脱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伦理观念了，就是说究竟什么才叫文明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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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来说必须得讨论文明问题，不讨论文明问题这根本就不叫正朔。而正朔所在就是文明所在，没有正朔的地方就是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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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脱脱不一样，脱脱非常简单粗暴，他直接把正朔跟文明的关系给切开了，对脱脱来说只要你这有个国家，你能组织起来一个政治秩序，你这儿就是正朔，跟文明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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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好玩儿，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政教分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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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一下的是，政教分离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政治逻辑，它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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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所核心关注的是什么呢？政治是否必须通过宗教或者通过文化才能获得意义，还是说政治能够独立于宗教跟文化之外自己就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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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是必须得通过宗教或者文化才能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合一；如果政治可以独立于宗教和文化之外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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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看来正朔就意味着文明所在，这个绝对是广义上的政教合一。但是如果按照脱脱的路数，你这到底有没有正朔，只看你这是否有个国家，这就是广义的政教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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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让宋、辽、金都有了正朔、都有了正统，这不仅仅带来了广义的政教分离，这也还带来一个东西，就是中原中心这样一种观念被他给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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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离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前提，而元朝提前给中国做了一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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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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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咱们总结一下，元朝的时候人们对于正统性的问题或者说对于正朔问题的认知，可以分为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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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蒙古人有两种：从大蒙古帝国的视角和从大元帝国的视角；以及汉人这边也有两种：身份汉人对于正朔的认知和南人对于正朔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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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视角加在一块儿，在一个帝国内部同时在争夺话语权，那这个对于正朔问题的讨论或者认知那就非常之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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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咱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个，你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不是中国的、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这种复杂性有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就是元朝末期的一个学者杨维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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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桢这个人是非常反对脱脱那种历史观的，在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这三部史书刚刚一问世的时候，杨维桢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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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采取的就是南人的那种史观，认为历史的正朔肯定是在宋朝这边，要顺着北宋、南宋这个脉络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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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说法一出来马上国内很多人热烈地支持、热烈地赞成，并且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有好多人就试图按照杨维桢的这个说法来重新写宋史，把正朔从辽和金那里给剥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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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奇怪的是，杨维桢本人到了明朝的时候，他却拒绝到明朝政府当中任职，他成了元朝的一个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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