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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力量从南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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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南洋华人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了对新观念的需求，却还说不清楚，所要的新观念究竟是什么。想要把这个意识说出来，就需要有人进行观念的灌输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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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人的工作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通过各种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海外华人对于各种苦难的感知，转化为一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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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中国，你们将会获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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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们渴望中国能够保护自己，也渴望中国也能拥有他们在海外见到的那些现代的法律和制度；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实在不争气，民族主义情绪便被逐渐地引向了革命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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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各种生活遭遇，海外华人反倒成了最早拥有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群体，这是中国现代转型所必须的两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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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大量支持，以致他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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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数据就更容易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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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组织过十次起义，其中有八次是靠南洋作为支援 的，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有二十九个人就是从南洋赶回来参加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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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革命募的款，有差不多85%来自南洋，再加上来自美国的募款，则占到了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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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孙中山要想发动革命，就必须找到把理念转化为行动能力的组织资源。南洋华人的帮会组织，就是现成的组织资源。为了能把帮会充分动员起来，中山先生还曾亲自加入洪门，当上了其中的大龙头，这成了他发动起义所依托的重要组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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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山先生在早期发动的革命一直不成功，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因为你依托帮会作为你发动革命的组织资源，帮会所关注范围也就决定了这种革命的动员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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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会里的人主要来源还是福建、两广，意味着你革命的动员也就是在这几个省份，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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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要想真的搞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光靠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已经不够用了。大陆地区的口岸城市，开始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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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州、汉口、九江，这些有租界的地方，都是口岸城市。它们比中间层的南洋，与中原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在租界地区，他们也能感受到，现代政治、法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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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口岸地区，我把它们定义为一个广义的南洋。这里“南洋”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包括所有对现代政治、法律、观念有接触，同时对中国内部有深入了解的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我称为广义的南洋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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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初年，以口岸地区为基础成立的一些革命组织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原地区的了解比南洋华人更加深入，他们所能动员的资源也不再局限于福建和两广有限的几个省份，而是能在国内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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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20世纪初期，看到成立了一些比如，广东地区的兴中会、浙江地区的光复会、湖北地区的华兴会，最终这些组织又合并成为同盟会。这几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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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岸、有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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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内陆有更深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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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员起的人已经远远超出了两广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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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组织合并成同盟会后，带来了辛亥革命。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革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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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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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大致介绍了，中国走出古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的这个关口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状况。而中国要走上近代转型之路，不是只靠内部的努力就能完成的，是内部跟外部两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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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内部的动因，接下来我们就得再讲讲外部的动因，也就是对近代中国转型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英国、俄国、日本。它们的谋划与行动，是中国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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