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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也挺想支持威尔逊主义的。因为咱们在前面第33讲说过，它渴望着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平等，否则就会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死死地压制着，所以日本将“种族平等”作为一个议案专门在和会上提了出来。但是这个主张直接被英法给拒绝了，它们倒不一定是冲日本来的，而是冲着自己的殖民地来的，一旦种族平等了，它们统治殖民地就没有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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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抚日本，英法两国答应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是日本觉得这已经不够了，山东权益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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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么想，不仅仅因为英法此前的承诺，更因为日本在一战中给了段祺瑞政府大量贷款，贷款数额差不多等于甲午战争后大清赔给日本的数额了，贷款的抵押品之一就是山东的路权、矿权等等；段祺瑞从来就没打算还钱，认为这钱本来就该是中国的，日本一看收不回贷款，便觉得自己拿走抵押品，也就是在山东的一系列权益，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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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舆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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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这边就无法忍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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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弱国，中国是不能接受现实主义的，因为这只会让自己挨欺负，好不容易盼来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不仅仅是丧失山东权益的屈辱了，更有感情被玩弄的愤怒。各种愤怒通过大量新出现的媒体的宣传，严重刺激着国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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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得说说新出现的媒体了。巴黎和会是1919年召开的，辛亥革命过去快8年了，这几年间中国的舆论环境前所未有地宽松，各种报纸媒体雨后春笋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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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动启蒙。人们对国家事务关注的程度，和辛亥革命刚开始那会儿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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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概很难想象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剧烈变化，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陈独秀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但是仅仅十几年前，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陈独秀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在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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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陈独秀也不是小孩，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有多么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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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上的各种谈判情况，不断通过媒体传播到国内，国人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从充满希望到满心绝望。不断地刺激下，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大量的学生、工人、商人都上街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向北洋政府、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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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个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了，而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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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转型迅速地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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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对远东秩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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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对，中国代表团并未在巴黎和会达成的条约上签字，这就相当于远东的战后秩序悬而未决。所以两年后，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中国在这次会上，收回了山东的主要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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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让步，它又火大了，合着你们西方人想扩张就扩张，我想扩张就找我茬，凭什么啊？日本一气之下，就发誓要推翻白人的不正义秩序，于是发展出了前面解释过的“大东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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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是日本的理想主义了，在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终极大决战这个口号下，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得一种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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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又是以中国为代价的，中国肯定不能接受，于是还得找到某种理念来解释国际秩序，来动员和组织国民，以对抗日本。中国既不能接受现实主义，也很难再信任威尔逊主义，尤其是列强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咄咄逼人根本就是纵容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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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就吸引了中国人，那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认为要通过全球的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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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技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让革命全方位成为中国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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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成为关键词，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除了政治逻辑，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经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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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曾经说到过，到了晚清，中国由于人口过度膨胀，经济陷入“内卷化”困境。就是说，由于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导致劳动力成本过低，以至于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不可能出现了，那么中国就无法内生地出现工业革命，也就无法用工业经济消化过剩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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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秩序，以便从外部吸收新技术、新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出工业经济，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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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变化于此又浮现出来，中国的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碾压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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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就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比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地之外的乡村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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