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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钱就在地方政府口袋里，现在得等着中央拨下来。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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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经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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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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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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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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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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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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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有城市化，光有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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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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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几个县在搞土地财政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招来工业能力进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基本上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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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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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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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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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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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进驻开发区的大的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在富士康的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地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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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地成长，分布式地决策，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个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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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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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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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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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的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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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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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讲，我们能看到，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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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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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脱离开世界经济秩序来讨论中国问题；同样，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现实，我们也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影响力来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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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极为深刻的转型，这个转型为未来打开了极为深远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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