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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贸领域，由于中国所承接的需求都是面向全球销售的，因此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场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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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贸领域，网络平台、电商的出现，再加上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使得任何看似需求极低、很少有人会买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市场，充分体现了“长尾理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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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催生了大量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分工，让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和弹性继续放大，分工深度和弹性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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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的iPhone手机就是个很好的说明：“iPhone生产所需的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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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意要想落地，所需要的制造业的整体生态，都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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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煜全先生在“得到”的订阅专栏里面也讲过，现在的投资人要考察一种创新是否有能力落地，甭管你是哪里发展起来的创新，都要看你在深圳是否有办公室。这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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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这个供应链网络的范围已经超出中国，以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东亚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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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国完成总体组装，再向全世界出口，整个东亚被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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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厂”这名头应该属于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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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人们一直在讲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每年有比如两千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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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我们是代表着整个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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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应链网络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过程里，也有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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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了我们开头说的问题，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也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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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拉美、东南亚等一系列国家的发展过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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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么个陷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结构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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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它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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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就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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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走，而是整个供应链网络在东亚内部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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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网络。然有些企业在搬家在转移，但它们只是在改变自己在供应链当中的位置以及地理布局，但整个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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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压倒性的规模以及完整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个供应链网络的中心始终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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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制度经济学又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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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又重构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因为供应链网络是极其庞大、复杂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话，就没法有效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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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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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制造业却仍然能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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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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