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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厂”这名头应该属于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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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人们一直在讲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每年有比如两千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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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我们是代表着整个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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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应链网络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过程里，也有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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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来了我们开头说的问题，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也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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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拉美、东南亚等一系列国家的发展过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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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这么个陷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结构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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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它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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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就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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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走，而是整个供应链网络在东亚内部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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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网络。然有些企业在搬家在转移，但它们只是在改变自己在供应链当中的位置以及地理布局，但整个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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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压倒性的规模以及完整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个供应链网络的中心始终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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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制度经济学又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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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又重构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因为供应链网络是极其庞大、复杂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话，就没法有效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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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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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制造业却仍然能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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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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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内各个国家之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而这个集聚区形成的前提，是西方的创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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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创意、到生产、再到分销等等各个环节，都进入到了跨国分工、乃至全球分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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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已经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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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网络，会不会被其他地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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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应链的规模效应，在可预见未来，除非出现某种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与东亚进行全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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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聚区的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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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胆的预言呢？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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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现有东亚集聚区的制造能力，已经能轻易满足全球的需求，新崛起的地方很难与东亚就制造业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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