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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它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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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就会转移到那些地方，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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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走，而是整个供应链网络在东亚内部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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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应链网络。然有些企业在搬家在转移，但它们只是在改变自己在供应链当中的位置以及地理布局，但整个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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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压倒性的规模以及完整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个供应链网络的中心始终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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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制度经济学又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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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又重构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因为供应链网络是极其庞大、复杂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话，就没法有效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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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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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制造业却仍然能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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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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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内各个国家之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而这个集聚区形成的前提，是西方的创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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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创意、到生产、再到分销等等各个环节，都进入到了跨国分工、乃至全球分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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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已经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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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网络，会不会被其他地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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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应链的规模效应，在可预见未来，除非出现某种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与东亚进行全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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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聚区的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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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胆的预言呢？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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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现有东亚集聚区的制造能力，已经能轻易满足全球的需求，新崛起的地方很难与东亚就制造业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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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其他地方若想重复中国崛起的历程，大规模承接外包需求，它也必须有大量已经建好的，但又几乎空白的开发区，否则供应链体系无法成长起来；但上一讲我们也解释了，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开发区建设，在中国以外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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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也不是说任何类型的制造业都不能转走，那种对供应链要求不高，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就能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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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产品对物流成本是否敏感，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单位重量的产品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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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售价比较高，就不敏感，比如手机；如果售价比较低就敏感，比如玻璃、低标号水泥、粗陶瓷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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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玻璃、水泥这样的产品适合就近生产，不适合在距离销售市场很远的地方生产，这样物流成本太高，不划算。所以这样的产业能够被转走，也应该转移走，这符合经济规律。前一阵福耀玻璃向美国转移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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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注意啦，福耀玻璃转走的是面向美洲市场的生产线，面向亚洲市场的生产则不会转走，因为它要就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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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部分工厂从中国向东南亚的转移，这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在内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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