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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就可以看到,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几乎是唯一能向大陆世界投放财政资源、从而投放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这些投放的财政资源,整件事情便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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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的途径很多,简单地说,通过向当地投放资源,使当地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稳定的原材料价格,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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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援助这些动荡地区,便不能简单地看到我们花出去了多少钱,还要看到从中带来了多大的潜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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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不仅仅是一种大国的责任,同时也高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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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与发达国家,也就是海洋世界的第一循环中,获得了贸易红利;再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红利在第二循环中投放到大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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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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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国家的外交姿态: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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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结构,到了这就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意义:中国作为海陆枢纽,也不再仅仅是和平的保卫者,更是全球形成联动发展的必须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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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为中介,西方与大陆世界也有可能间接地去形成经贸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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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大陆世界做投资和援助,必须要让当地社会获得财富的普遍分享,形成普惠性的效应。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秩序,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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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普惠性效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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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对各种地方性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该如何设计具体的方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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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很不足,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恰好,西方世界的国际组织、NGO、公司、研究机构等等,都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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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和这些西方机构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向它们购买咨询服务,甚至是联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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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便是中国、西方、失序的大陆世界,多方共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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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多方共赢的状态,目前都还仅仅是处在一种潜在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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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真的变为现实,需要有各方对于过去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深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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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恢复自己在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气势磅礴的普遍主义视野,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民族主义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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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对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超大国家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是一种向外给予的姿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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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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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场里做生意。民族主义就像摆小摊,普遍主义就像开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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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国家来说,它们相当于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它的国家利益就是流水的增加。民族主义就是想各种办法拼命增加流水,这只会带来不同铺面的流水的重新分配,不至于对商场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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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它不仅仅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铺面,同时还是商场的大股东。作为大股东,最大的利益绝不来源于铺面流水的增加,而来源于从所有铺面收租,你自己的铺面得到一个平均利润率就可以了,从别人那收租才是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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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国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只能租铺面,那么人家凭什么愿意到你这租铺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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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你提供了好的公共品,比如说你所提供的物业服务,你对商场的基本管理规则制定与执行等等,都是足够有竞争力的,才能吸引来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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